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黄河东流去》代后记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
——《黄河东流去》代后记
李凖
《黄河东流去》这部小说，上集完成于1979年6月，下集一直拖到1984年春天才写完。这中间我一直在思考。当我开掘到中国农民的家庭、伦理、道德、品质、智慧和创造力这个主题时，我发现这个矿井不单是储藏有煤，它还有金、银、铜、铁、锡，甚至还有铀，因此，我把创作的进程放慢了。
这部小说写的是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扒开了滔滔黄河，想“以水代兵”来抵挡日本侵略军，结果造成了一千多万人遭灾，一百多万人丧生的空前巨大的浩劫，而受难的人极大部分是农民。
几千年来，农民总是和他们的“家”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土地、茅屋、农具和牲畜，构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了他们特有的伦理和道德。但是，当他们的田园被淹没，家庭被破坏，变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呢？他们的伦理观，道德观，以及大批流入城市以后，他们的家庭，人和人的关系会有些什么变化呢？本书就是希图从这一方面，给读者介绍一些真实生活。
长期以来，农民的家庭关系的变化，是我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问题。五十年代，我写了小说《李双双小传》。当时，一个日本评论家松岗洋子女士，读了小说后，特意到河南郑州去找我。她说她对我写的中国茅屋里的农民家庭生活极有兴趣，还说她找到了“了解中国的钥匙”。当时，我对她提出来的一些问题的回答，是非常粗浅的。由于她的重视，也引起了我的对农民的家庭问题的思考。
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我觉得中国的家庭是太悠久、太完备了。如果从“仰韶文化”的后期和“大河村文化”的遗迹来看，她已经经历了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国家”一词，就是把“国”和“家”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国”是个“大家”，“家”是个“小家”，“国”是由无数个“家”组成的。
我一直认为，“伦理是产生道德的基础”。长期以来，这些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构成了中国农民的道德观念。“不了解中国农民就无法了解中国”。如果用这个概念来推理和引申，那么可以说，研究中国农民家庭的形成和变化，是“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
在这本书里，我写了七户普通的农民家庭。我解剖了这七个普通的细胞。它代表了中国农民的多数。这七个家庭，不是在安静的农村，过着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而是描写他们变成流浪汉以后的生活。他们的“家”被淹没了，他们被抛在死亡线上，但是他们对生的信念，对活的欲望，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团结互助的团聚力量，特别是在爱情、乡情、友情方面，都更加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些光芒四射的品质和精神，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也使我们看到这个伟大古老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
在描写他们这些优秀的道德品质的同时，我也描写了他们的因袭负担，描写了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这些精神枷锁，就象几十条绳索，沉重地套在他们身上。——无疑，这是我们国家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所以介绍这些过去的生活，当然不是为那个惨绝人寰的事件进行控诉，也不是为那个失掉生命的农民们唱挽歌。我只是想把中国农民的伦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再称量一下。我要使人们看到这种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和团结互爱精神的份量。首先树立起对人类生存的信心，然后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信心。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定地相信我们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好。
我是在十四岁时，开始接触到黄泛区的难民流浪生活的。1942年，我作为一个流亡学生，随同大批黄泛区难民，由洛阳逃到西安。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恐怕要数这一次。就是在这样流亡的生活中，他们顽强地保持着他们的生活习俗，保持着他们的道德精神。在沿铁路小站，他们搭起了临时居住的席棚中，也要分开长幼的次序，那怕是煮一碗菜汤，他们总要捧到全家的老人面前。我曾经看到一个农民，因为儿子偷人家一根胡萝卜而悔恨地打自己的脸。我又曾看到过一个青年妇女，为了救活快要饿死的丈夫，自卖自身，换一点粮食留给丈夫吃，特别是在临行时，她脱掉身上一件布衫，换了两个烧饼，又塞在丈夫手里。这些事情深刻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就是在那时，我开始认识我们苦难的祖国，开始认识了我们伟大的人民。
1949年，我作为一个农村银行信贷工作者，第二次到了黄泛区。当时黄泛区已经解放，大批流浪在外的农民回到了故乡。农民重新获得土地时，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催人泪下的。他们躺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打滚，翻跟斗，奔走呼号，点燃着篝火狂欢，彻夜不眠，很多被卖到外地的妇女也跑回来了，每天都能看到“夫妻相会”，“母女团圆”的抱头痛苦的场面。农民中传统的贞操观念被打破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作“黑帮”，于1969年被赶到黄泛区农村。初开始，因为我是属于监督劳动，农民们不敢和我讲话。后来时间长了，他们发现我并不是个坏人，慢慢和我在一起劳动，休息时也喜欢和我在一起。后来他们知道我有文化，村子里死了老人，就来找我写“祭文”。这种“祭文”通常是把死者的一生经历和善行德事写出来，在祭奠时当众宣读。请我写第一篇“祭文”的是三兄弟，他们的大哥死了。由于我有一点写小说的功力，这篇“祭文”宣读时，全村的人都哭了。在那几年中，我写了几十篇“祭文”，也系统地了解了黄泛区难民们的“家史”，《黄河东流去》这七户农民的流浪史，就是根据这些“家史”的素材提炼而成的。
除了写“祭文”以外，我还交了许多朋友。他们都是难民。他们的流浪生活也不完全是眼泪，还有很多充满着浪漫色彩的机智幽默故事。现在谈起来仍然有些留恋和怀念，这些人中包括我写的王跑和四圈。
我喜欢这些故事，他们都体现了中原一带的“侉”味，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侉子”，“侉”是什么东西？我理解是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侉，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大约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
在这部小说中，我写了六七个青年妇女的命运。特别是她们坚贞不屈、舍死忘生的爱情生活。爱情是很能表现一个人的个性和品德的镜子。她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她们把生命和爱情同时高高擎在手中，作为她们做一个真正的人的旗帜。黄泛区的妇女们，在流浪中跑遍了半个中国。她们在斗争中扔掉了封建桎梏，她们有走南闯北的豪爽性格，她们还有坚强的谋生能力。同时，她们还保留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高贵品格。用她们的话说“人必须有情有义”。
就是这些妇女们，她们在这场浩劫中活了下来。而且在困苦万难中，把儿女带大养活。也是她们执斧操犁，把荒芜的几千万亩土地开垦播种，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家园。她们通过自己的苦难经历，学会了选择：在决定中国的命运的“淮海战役”中，就是这些妇女，用当年逃荒的小车，把自己的粮食推向前线，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
对这些可歌可泣的事实，当时曾经引起我的浮想：中国人民在那一次浩劫中，坚强地度过了，那么，在“四人帮”这次浩劫中，中国人民能覆灭吗？回答只是一个字：不！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伟大的潜在的生命力。我写这篇小说的主要意图，就在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