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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后河南农村的若干情况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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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1-03-12
第3版()
专栏:

  土地改革后河南农村的若干情况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张玺
编者按:张玺同志关于土地改革后河南农村考察的报告,是很好的一个报告。他把新区土地改革后农村中的面貌,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所调查的情况,所提出的问题,是值得广大新区工作同志加以研究的。
我于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带了四个干部下乡,看了看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生产情况与农村阶级动态,三十一日返开封,来去共二十天。用七天的时间较详细地看了郏县的一个李口乡(头等乡);听了四个乡的汇报,即郏县的张店乡(二等乡),郑县的老鸦陈乡(头等乡),及周宇博、吴春雨等同志考察的许昌县俎庄乡(二等乡),与大张乡(头等乡);又听了两个县、一个地委的汇报;并到平原省去了一趟,交换了一下关于农村生产问题的意见。因为时间短,看的数量少,又无经验,故情况与意见有很大的局限性与片面性。兹仅将看到的材料及初步考虑的一些意见简报如下:
一、农业增产一成的口号基本上是完成了。
一九四九年底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如许昌等七县),农业生产已恢复了战前水平。一九五○年麦前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也接近恢复了战前水平。如去年比前年增产一成至二成(老鸦陈、俎庄一成,张店一成二,李口一成四,襄城双庙二成),比战前稍有增加。劳动力也大大增加,只以男劳力而论,张店较战前增加百分之十五,李口增百分之十九。战前有劳力而不参加劳动者占百分之十四,现在基本上消灭了这一现象。目前每个劳力合地六亩至八亩,同时妇女参加农业劳动已成普遍现象,故劳力是有余的。牲口比战前量多质差,李口增百分之五,老鸦陈增百分之十七,张店增百分之三十,每个牲口平均耕地十五亩至二十亩,已经够用,另外还有一部小牲口未计入。农具大体恢复战前数量,但仍不够用(如大车、犁、耧等),施肥与耕作也赶上战前。但经济作物是减少了,如烟叶战前占耕地百分之二十左右,去年只占耕地百分之二至三,今年拟种百分之五至十(因受到去年春季价格太低的打击与土地分散后种粮面积比例增大)。
农村副业、手工业及商业的恢复情形是不平衡的,有的超过战前,有的将近战前,有的正在改组。大体规律是:凡本钱不大,技术不高,与农业直接有联系者(如养猪、纺织、豆腐坊、粉坊、轧花机、弹花机、染坊)都大大超过战前水平(一倍左右);凡技术较高,本钱较大,或生活太苦、赚钱不多者,则恢复较慢(如铁匠、木匠、石匠将近战前),或大大减少(如运输)。商业正在改组,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大部垮台(饭馆、杂货),为农民服务的正在发展(如油、盐),但尚未恢复起来,比战前尚差甚远(如李口战前小商五十七家,现在二十五家);而合作社开始兴办,尚未起大作用。
由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多数农民的生活是有富余的。他们还了欠账,买了一些牲口和农具,农民自己说:土地改革后一年够吃,二年添置用具,三年有富余。这一估计是不算高的。
农业增产,副业手工业恢复的原因是:(1)农民有了生产资料,分到了土地及一部分牲口、农具,并买了一部分牲口、农具;(2)生产政策正确,解除了“怕再土地改革”“怕上升”的顾虑,稳定了生产情绪;(3)群众生产积极性高涨,劳力增多;(4)群众互助变工,解决了生产上许多困难;(5)政府扶助,如贷款(李口各种贷款合计粮食四万二千斤,老鸦陈一万五千六百斤)、奖励特产等;(6)负担比过去减轻了些(特别是秋季);(7)和平环境,战勤支差大大减少;(8)领导上抓紧了生产上几个主要环节:如春季积肥、春耕,麦季及时收麦种秋,夏秋时打井抗旱,涝了又排水,拔草多锄,秋后及时种麦秋耕,以上是主观努力;(9)雨水大体调匀,这是可能收获的客观条件。主观努力是增产的主要原因。因此李口群众说:“毛主席领导的好,俺们老百姓干的好,公粮出的轻,光景过的好。”
群众目前的经济要求是:有粮无钱,粮食贱,农具贵,煤太缺,要求贷款买农具,搞运输,要求种烟订合同等。像郏县一类地区,今后生产提高一步的方向,仍是农业增产一成,恢复副业与贸易。主要的应做好下列几件事:(1)土地加工增产,除多积肥、多锄多犁、及时收种外,还要开始兴修水利(修渠或打井),与提高技术(如选种、浸种、拌种等);(2)适当扩大经济作物面积(烟、棉、靛等);(3)恢复副业,因地制宜;(4)发展劳动互助;(5)恢复贸易,发展供销合作社,并恢复为农民服务的私商。大体情况是百分之八十的耕地种粮够吃,妇女纺织够穿,如能扩大经济作物,搞好副业,恢复贸易,则生活是大有富余的。
二、土地改革也是经济上一个革命。
土地改革后一年生产的经验,证明了自耕的小农式的新农村经济比地主占有、佃户耕种的旧农村经济有很大的优越性,很快地提高了生产。因为由劳力、工具和土地相分离的状态走到劳力、工具和土地相结合的状态,就大大增加了劳力,提高了劳动热情。过去生产就是中农较高,土地改革后大家都是走向中农化。群众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说:“过去贫农地少,不能不做肩挑生意,故地种不好。佃户种的地多,活作的粗,东佃都不肯多上粪。现在各人种自己的地,上粪作活都比以前好。”但小农经济也有其缺点,如容易保守,容易分化,不易改进技术,不易扩大经济作物的面积等。从已有互助组的实际经验来看,在私有的个体的经济基础上的组织起来的互助组,比单干有很大的优越性(如果与供销合作相结合,其优越性将更大)。
以下专门把互助组的情况谈谈。李口、张店、老鸦陈、俎庄,大张五个乡是三种不同情况:虽然都曾发生过强迫互助,但李口、张店在强迫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垮台之后,在群众中做了检讨,提出自愿结合,所以又发展了正常的劳动互助。如李口有互助组六十五个组,组员占总户数百分之四十六;老鸦陈强迫互助,组织了三十一个大组,大部垮了,因领导未进一步研究,故无新的发展,但还剩下二个,因他们本身很需要,且组内领导较好;俎庄、大张强迫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垮台之后,再未提倡,故无互助组。各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麦秋农忙季节的临时性的旧型互助是大量的,占户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强迫是错误的,自流也是错误的。李口六十五个互助组可分三类:一类是旧型农业互助,有七个组,是大户带小户,其特点是大户(中农)有车、牛,小户(贫农)只有地,牛工换人工,但不等价,无民主;二类是新型的农业互助,有五十三个组,即是牛与人都互助,农业伙干,副业单干,虽不计工,但心中有数,基本上等价,有民主;三类是农业、副业结合的互助,有五个组,即农业、副业(主要的)都伙干。前一、二类在郏县其他乡都是大量的,三类是个别的。互助组发展过程大体是从临时到较固定,从旧型到新型,从农业到副业,从解决困难到提高生产,从不计工到开始计工,有比没有好,新比旧的好,高比低的好,强迫必然失败,自流也会失去劳动互助的发展方向;但在提倡劳动互助的同时,也必须允许单干,保护单干。
在私有的个体的经济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劳动互助,既能保持自耕的小农经济的优点,又能弥补其缺点。从这几个乡的互助组看来,其优点是能解决缺牲口、缺农具、缺场的困难;组织劳力,发展竞赛,提高生产效率;容易与副业结合,容易购置农具(如大车、大牛),提高技术(选种、防虫、办水利);能够一齐上升,防止两极分化。现在已经证明了翻身的贫农伙干比单干强,如果将来能进一步做到伙干比单干的中农也强的话,则更会证明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从这几个乡互助组的成败关键来看,主要有两条经验:(1)互助组的组成必须根据四个原则:一是需要;二是自愿;三是两利(开始不可强调计工);四是组内成员要适当,不要太多(四户到八户),经济条件要大体差不多,不要悬殊太远。(2)组长挑选很重要:一要政治强,就是大公无私,公私兼顾,能及时解决问题;二要会组织生产;三要懂得技术,能带头干;四要在经济上有一定地位,能当家做主,有一定生产资料。前两点是主要的,后两点是次要的。不论贫农或中农,凡具有这些条件者,均做得好,否则做不好。凡是合乎组成条件,又有好组长的互助组,就能不断提高生产(添牲口、买农具、搞副业),建立民主制度,及时解决问题,把组织巩固起来,否则往往中途垮台。
我建议土地改革之后应该号召组织起来(决不许强迫),解决困难,新型旧型都可以。这里实际上大量是旧形式,小部是新型的,这样就有逐步发展的可能。在郏县一类地区应以实例号召未互助者参加互助,已互助者逐步提高,并与供销社结合起来,目前大量的是发展新型农业互助,少数的是提倡与副业结合与技术结合。
    三、土地改革后农村的阶级斗争并未停止。
在新的阶级关系下是新的斗争形态,农民是统治者,地主是被统治者。敌人活动基本上是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一般的阶级斗争,用收买利诱,挑拨威胁等办法,钻入乡政权,拉拢乡干部,各个击破,逐步蚕食,隐蔽地或公开地篡夺领导,以达复辟和倒算的目的。其特点是地主不敢公开出头,而是从农民中找代理人,假农民之手,行地主之政;一种是反革命活动,主要是特务、会门与“地下军”等形式,平时隐蔽潜伏,企图乘隙举行暴乱。这两种是紧密联系着的。土地改革后大部乡村的农民阶级觉悟是高的,相当保持了警惕性与斗争性。在较好的乡村里,对地主有强迫劳动制度,对反动的有管制办法,对违法的能及时揭发斗争。但农民是有弱点的,如封建宗派、迷信、文化低、有些人作风不好等,都是地主可以利用的空隙。
近半年来敌人活动是加紧了,朝鲜战争开始和美帝国主义在仁川登陆时,敌人曾两度散布谣言进行反攻。地主在头、二等乡表现为不听招呼,个别的进行收买、倒算、趾高气扬;在三等乡则篡夺领导,公开倒算。农民在头、二等乡一面怪上级不撑腰,怪无人领导,一面还有斗争,有还击;在三等乡,因坏分子当道,群众不敢说话。所以形成这样情况的原因是:(1)干部忙于整风,群众忙于生产,虽曾开展两次宣传攻势,但对地主的管制和斗争是放松了;(2)过分宽大,坏人以为不能怎样他,趾高气扬;(3)土地改革后农会组织涣散,群众失去阶级组织的依靠;(4)干部整风后,划不清对人民民主与对敌人专政的界限,束手束脚;(5)时局的直接影响。但自从去年十二月以来,由于逮捕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及恶霸,由于发土地证时首先开展了反霸、反倒算、反复辟的群众斗争,情况为之一变,农民情绪大大高涨,地主又低头老实下来。
因此土地改革后必须加强专政,贯彻对敌人的斗争。一方面从组织上从思想上纯洁与巩固农民的队伍,提高战斗力;另一方面针锋相对地与敌人开展两个战线上的斗争。一个战线是开展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据不同地主,不同对待。从这些乡的地主情况来看,有四种:一是有反革命活动者(个别的),则应坚决镇压;二是行动不老实者(少数),则应坚决管制;三是行动守法、思想不服者(多数),则应劳动改造;四是要劳动、要投降,要向农民靠拢者(个别的),则可宽大待遇;另一个战线是镇压反革命斗争,平时注意侦察瓦解,情况紧张时(如春荒、时局波动等),主动破案逮捕。
    四、土改后的组织建设(也就是民主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李口支部,已经开始解决了“三面受气”的问题,学会了分工领导。张店、老鸦陈、大张次之,能工作,但较混乱。俎庄最差,乡干部中核心不强,组织涣散,故一有工作,全村乱动。下面谈谈几个主要问题:
党的建设,在李口已经开始解决了一个领导问题,即“分工负责”与“会啥领导啥”,部门有分工,上下有分工,群众有事,先从小组解决;有什么特长的党员,就发挥其特长,领导有关工作,这样便解决少数人忙多数人闲的问题,大家办工作,干部就可以“工作生产两不误”。因此干部高兴,群众高兴。其他乡尚未解决这个问题,但支部都能成为乡的领导核心。除解决领导办法外,还要解决提高思想与整顿组织问题。因为土地改革后党员不知道要干什么,看不到远大前途,好像土地改革完了,革命也完了一样。个别党员(如李口有二个)要求退党。但也有个别尚未入党而条件相当成熟的优秀分子应该吸收入党。
各该乡都有团的支部,均甚活跃。李口的团着重掌握民兵,进行宣传与学习,有的乡团与党分不开。
农民协会与人民代表会问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农民协会已松懈涣散下来,乡人民代表会虽有,但民主内容十分不够,主要成了执行行政任务的组织。因此,土地改革后农民协会必须巩固下来,成为农民进行阶级斗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民主生活的主要组织。凡重大问题先在农民协会商量,然后在乡人民代表会讨论通过。人民代表会一面是乡级权力机关(比农民协会包括的代表性更宽些),一面是执行机关。在乡人民代表会下按地区划分代表组;开会时不必强求公民都到,只要办事灵活简便,每家一人即可。凡遇派差、出粮等事宜,代表组可代管本村附近的地主。将来到一定时期之后,民主有了习惯,合作社、互助组都搞起了,人民代表会就可以逐渐代替农民协会的作用。
李口民兵是很好的,除管制地主维持革命秩序外,已注意了积极生产与加紧学习(每晚上课)。但每人每月误工约五昼十夜。互助组对民兵组员有意见。应逐步扩大民兵组织,减少不必要的勤务,尽量减少误工。
这几个乡的妇女工作是有问题的。土地改革中妇女的发动是不错的,生产中参加农业劳动是积极的,但目前被封建习惯所压抑,有转趋消沉之势。丈夫限制老婆开会,母亲不让女儿上学,妇女很难开成会,冬学也不易吸收青年妇女入学,主要是怕离婚,怕“管不住了”。这一问题应坚决地有步骤地加以解决,必须划清界限,深入教育。首先在生产运动中着重地集中地解决一下民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和睦的(团结是目的)家庭问题,反对虐待,解除妇女的封建束缚,有步骤地实行婚姻法。在这个问题上,抱着封建思想、放任不管与包办代替、急躁强迫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再一个是文化问题。乡村干部缺文化,农民缺文化,已经成为思想建设、推进工作的大障碍。乡文书政治进步的往往闹独立性,不听乡主席招呼;政治落后的往往成为地主“里打一股”的对象。因此乡村干部普遍要求学文化。李口现在的办法是乡村干部与小学校长互助,共同建立一个学习组,乡村干部学文化,校长学工作,小学兼办乡的夜校(识字班),校长兼民兵文化教员,这一办法是好的。乡村干部与小学相结合的办法,既可改造小学,又可提高乡村干部的文化。
    五、土地改革后农村有三项主要工作。
从以上材料看来,从土地改革转入生产是一个大的转变,领导与群众都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虽然一年生产的成果是不错的,领导上所抓的几个主要工作也是对头的,如宣传政策,提出方向(增产一成),抓紧生产关节,解决群众生产中的困难,号召劳动互助等都是很好的。但是由于在摸索中前进,因而走了不少弯路。如开始发生了“松一口气”的思想,以为生产不用领导;继而强编互助,想找到如土地改革一样的所谓生产路线;再则找到了一般方向,但放松了深入重点,丢开了“组织起来”的口号。抓紧生产时放松了阶级斗争,抓紧了阶级斗争时(如目前镇压反革命与发土地证)又放松了生产(冬春生产未作打算)。总之,领导方面是走一步摸一步,拿起一个又丢下一个。群众生产情绪是很高的,但也总以为生产还不是那么老一套,不懂得土地改革后的新的生产方向。因此,从土地改革转向生产需要明确地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来。我考虑土地改革后农村主要是三项工作: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民主要建设,专政要巩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同时也是思想建设)。三项工作互相结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建设新的农村。
    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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