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化和改革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革命化和改革
牛洪
同一个干部，有时会有两种评价，有人说“好得很”，有人说“糟得很”。特别是大刀阔斧搞改革的干部，更是首当其冲。从报纸上已经发表的材料看来，他们几乎都是经历过各种磨难、指责和打击之后才站起来的。关于他们的争论，往往并不是发生在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问题上，而是集中在政治标准上，也就是革命化的问题上。这些真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干部，居然会被某些人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有不同的革命化。
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革命化，应该是为解放生产力而献身。因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
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推翻三座大山而斗争，这是革命化，因为三座大山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在社会主义时期，为四化建设而斗争，同样是革命化，因为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但是按照“左”的观点，发展生产力不是革命，只有阶级斗争才是革命。因此“革命化”也就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革命当然要进行阶级斗争。现在阶级斗争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我们当然不能放下这个武器。但是，阶级斗争不是目的。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然而按照“左”的方针，斗争就是一切，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之后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只好在自己队伍里寻找斗争对象，甚至制造斗争对象了。
进入社会主义以后，无辜被当作斗争对象的，有努力抓生产、抓业务、搞科研的人。“只抓粮棉油，不抓敌我友”，“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专不红，白专道路”等等，就是强加给他们的罪名。其实拉车哪有不看路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罢了。至于拉车的时候低头，乃是用力的表现。连用力拉车都成了错误，也真有点叫人无所措手足了。
回顾一下历史就会知道，对所谓“低头拉车”和“白专道路”的批判，曾经严重挫伤了埋头苦干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而对所谓“抬头看路”的过分赞扬，又助长了说空话和唱高调的倾向。结果出现了这样一种人物，他们概不拉车，而是坐在车上专门“看路”，一边“看路”，一边批判满头大汗的拉车人。且不说他们看的那条“路”原来是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即使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靠空话也无济于事。然而在“大跃进”和“反右倾”那样的年代，空话和高调曾经盛极一时。谁的调子最高，谁就最“革命化”。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切就越发登峰造极了。那时还有两条重要的原理，一条是：“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另一条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主要危险始终是右倾。于是，宁“左”勿右便成为“革命化”最重要的特征。当时连社会主义都不行了，必须是“共产主义”才够意思。真正的共产主义当然很好，那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幸福的社会。不过这个社会只能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空话上。我们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只有脚踏实地把社会主义建设好，才是真正向共产主义前进。超越阶段唱高调，听起来很革命，实际上只能起干扰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
那段历史已经过去。不过我们确实应该看到“左”的流毒的严重。
现在由于体制改革，肃清“左”的流毒问题更加尖锐地摆在面前。
我们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能给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场所。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只是基本适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只是基本适合。它们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再加上有些一直被当作“社会主义”的东西本来不是社会主义（“大锅饭”就是其中之一）。所有这些，必须坚决而有步骤地加以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十二大要求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改革是关键。因此，当前对于干部革命化的要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立志改革。有了这一条当然还不是全部，但是缺少这一条也就失去了革命化的核心。
然而改革恰恰是一个斗争的焦点。因为它不但要冲破许多明显不合理的陈规陋矩，而且会突破过去一些成功的经验；不但要和传统观念发生冲突，而且会触犯一些人的现实利益。这就必然遇到重重阻力。同时还要看到，改革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改得成功都要经受各种磨难，如果失败将会遭到多么沉重的压力！在改革所能遇到的各种阻力当中，“左”的流毒是最严重的一个。因为“左”的框框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枷锁，所以改革的锋芒主要是对着它的。而且，改革的胜利，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最终将铲掉滋生“左”倾东西的土壤，使那种“左”的“革命化”成为无处依附的游魂，所以它必然要用十倍的努力来反抗。
这场斗争，固然不象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样猛烈，却也相当尖锐和复杂。现在大家非常愤慨的一种现象——不干事的整干事的，就是这种斗争的一个方面。其实这也就是“看路的”整“拉车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那些为改革而披荆斩棘的同志，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特别是由于他们在干实事，在拉车，因而可以被别人揪住的辫子是很多的。至于坐在车上不干事的，处境却轻松得多。他们一方面享受着改革所带来的种种实惠，一方面又有充分的闲暇和精力来唱高调和挑毛病。什么多劳多得是“向钱看”呀，联产承包是“单干风”呀，搞活经济是“自由化”呀，对外开放是“让外国资本家来剥削我们”呀，总之，“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了。这里，既有对改革的认识问题，也有“左”的流毒。值得注意的是，在“左”的流毒严重的地方，在中毒较深的人掌权的地方，真正革命化的干部，还会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压制和打击。而怀疑或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人却会被当作“革命化”的干部在政治上受到信任。
对革命化的不同理解，不是小事情。它关系我们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关系改革的成败，关系四化建设的前途。我们不可等闲视之。
民主革命时期，为了肃清持续四年的王明“左”倾的影响，曾经用了十年时间。社会主义时期这次“左”倾大约共有二十年之久。要肃清它的影响，虽然不能按比例推算需要五十年，但是三中全会以来这五六年的时间显然是不够的。为了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我们应该按照三中全会的方针，继续解放思想，把这种“左”的流毒尽快清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