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否定“大批判”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彻底否定“大批判”
李评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自然要彻底否定“大批判”。因为它是这种“大革命”的开路先锋和主要手段。用当时的说法，叫作“大批判开路”。
“大批判”和“批判”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根本不同。
“批判”是一种理论上的斗争，最重要的特点是讲理。客观真理只有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谁掌握真理，谁就正确。用正确的道理，驳倒错误的道理，说服了对方，说服了大家，这就是理论上的胜利。因此，“批判”尽管是一种斗争，却绝不包含粗暴的意思，而只是用道理去说服人。这种批判过去需要，今后也还是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就是批判的、革命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科学的批判精神。
“大批判”就不同了。它的特点是不讲道理，以权压人，以势压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是“大批判”的一个典范。它确实对十年动乱起了“开路”的作用。以后所有的“大批判”，都是它的继续和发展。在“大批判”的引导和推动下，整个中国天下大乱，迅速达到失去控制的程度，所以后来有一个说法，叫做“要文斗，不要武斗”。但这不过是扬汤止沸罢了。因为搞乱天下的，正是“文化大革命”本身，而不在于什么“文斗”或“武斗”。当然，武斗表现得更加野蛮和恶劣，但是“文斗”也不见得多么文明。而且它实际上是武斗的“教唆犯”，起了更高级也更恶劣的作用。就拿“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口号来说吧，仅仅提出一个口号而已，这不是“文斗”吗？但是，它在全国煽起的冲击军事单位的暴乱，造成多少流血的惨剧！它的作用，岂是某一场武斗所能相比！
但是，“大批判”和赤裸裸的打砸抢又不一样，和真刀真枪的武斗也不一样。它发源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者是他们直接掌握的“写作班子”。这种班子里大体上都是“秀才”，使用的武器全是笔杆。因此“大批判”虽然蛮不讲理，却涂上了一层“理论”色彩，而且往往引经据典，好象马克思主义全在“大批判家”们手里，显得非常神气。
其实这种“大批判”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让我们从四个方面看看真象，也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
一，密室策划，突然袭击。理论斗争本来没有秘密可言，马克思主义尤其光明磊落。但是“大批判”却不然，从搜罗材料到写出文章，都要严格保密，如临大敌。准备停当之后，就在对方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发起突然袭击。这种做法，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也完全破坏了共产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因为解决党内思想问题，只能用同志式的态度，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决不许搞突然袭击。
二，运动群众，一哄而起。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于能用真理掌握群众，而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去胁迫群众。但是“大批判”却依仗权势驱使群众，使大家一哄而起，按照它的指挥棒去围攻某一个人。这种做法，不但使批判对象受到很大压力，而且使参与围攻的群众同样受到压力。它使人们的精神世界遭到深刻的损伤，对党风和社会的道德风貌造成严重的恶果。因为它不但使被批判者必须违心地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从而伤害了他的人格和自尊心，而且也深深地伤害了群众的人格和自尊心，使他们违心地成为“大批判”的工具，跟着别人去呼喊自己并不理解或并不赞同的口号。
三，断章取义，强词夺理。这是“大批判”的本质特征。它没有道理，然而硬要讲出道理。就象鲁迅所描写的蚊子一样，在吸血之前总要发出一种嗡嗡的声音，以证明它吸得有理。“大批判家”为了证明自己有道理，必须先使对方没有道理。要使对方没有道理，最简便的办法莫过于断章取义。不光对批判对象的观点断章取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原著，也按照“大批判”的需要，随便断章取义，使它为自己服务。另外，“大批判”还可以把对方文章中根本没有的东西，强加到他的头上。例如，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写的。但是“大批判”硬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如此蛮不讲理，真是“史无前例”了。
四，打倒别人，抬高自己。这是“大批判”的目的。对于那些靠整人起家的“左”派来说，这也正是“大批判”的诱惑力之所在。用思想斗争或理论斗争的姿态登上舞台的“大批判”，总是以大打出手告终。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语言就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在这场全武行的表演中，最卖力和最出色的打手，自然是最坚强的“左派”；踩着别人身体往上爬的人，自然是最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者”。跟着这些桂冠而来的，自然还有种种权力和地位，以及口里不说然而心里着实向往的种种实惠。
为什么“大批判”总是愈演愈烈，总是无限上纲，总是罗织罪名，百般诬陷，必欲把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原来有一条飞黄腾达的捷径摆在这里。在“大批判家”慷慨激昂的言词后面，在那种“无限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后面，这就是驱使他们忘掉羞耻的真正动力。
“大批判”是“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不过它也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左”倾错误长期孕育的结果。建国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批判，就有过火斗争的表现，特别是动不动就提升为政治问题，甚至把被批判者一下子打成什么“反革命集团”。这些做法，都给后来的“大批判”准备了条件。至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两条道路大辩论”、在知识分子当中“拔白旗”以及庐山会议开始的“反右倾”等等政治运动，实际上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大批判”那种不讲道理的基本特点。“文化大革命”中横扫一切的“大批判”，正是那种“左”倾的过火斗争发展到极端的结果。
理论界和文艺界为什么总是弄不清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或文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系呢？从“大批判”里可以找到答案。在“大批判”的棍子下，管你什么理论问题还是文艺问题，反正一律是政治问题。“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保证尽管说了多年，“大批判”一来，通通作废。只要被定为批判对象，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多半就完了。不管是对是错，不管自愿与否，只能“低头认罪”，争取“从宽处理”，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哪里会有心情舒畅？哪里会有生动活泼？整天斗得人心惶惶，又怎么会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现在，我们党中央已经坚决摒弃了“左”的指导方针，坚决纠正历来过火斗争所造成的一切冤案。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央决心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领导中国人民向着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化艺术高峰前进。为了攀登这些高峰，必须按照十二大精神在这个领域开创新局面。它不但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开创这种新局面的思想条件。然而，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创新局面，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彻底否定“大批判”。
由于群众早已唾弃了“左”的一套，特别是党中央坚决实现了拨乱反正，“大批判”早已失去依托而只剩下一些流毒，在极少数人身上留下了后遗症。不过我们也不能小看这种流毒和后遗症，因为在某种气候下它有可能重新发作，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即使没有发作，这种后遗症本身也足以妨碍新局面的开创。试想一下，如果别的工作都允许犯错误，唯独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不能完全摆脱“大批判”流毒的威胁，人们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放开手脚探索新境界或研究新问题吗？
因此，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须彻底否定“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