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哺育的新剧种——北京曲剧诞生的回顾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新中国哺育的新剧种
——北京曲剧诞生的回顾
魏喜奎
今年，是我们新中国诞生三十五周年大庆之期，曲剧在党的哺育下也经历了三十三个年头。
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一辈戏曲演员是最幸福的。我和曹宝禄、顾荣甫、尹福来、关学曾等同志白手起家创曲剧，是党和政府亲切关怀的结果。没有新中国便没有北京曲剧。我们这些老演员既吃过旧社会的苦，又尝到新社会的甜，苦和甜，两相对比，觉得苦更苦，甜越甜。
曲剧创成，的确不易。我们原先都是唱单场单段的曲艺演员，只会唱旧段子。北京解放后，我们想唱新段子，但是，我们没有生活，又没有文化，编写不出来。用从老解放区传来的本子吧，可那些都是两个人以上合演的、有演有唱的节目。怎么办？我们商定：就用这些节目的原本，以曲艺的唱腔把它唱出来。我们第一批选择了《四劝》、《新探亲》、《新打灶王》等几个适合我们演的本子。
以曲艺形式演小戏，是从1949年初，我们在西单商场前楼的西单游艺社开始的。这种形式出现，受到多数曲艺听众的欢迎，也得到了北京市文化艺术管理处（文化局前身）的赞扬。几个月后，西单商场翻建，文艺处特地把前门箭楼拨给我们使用。箭楼上开设的演出场所，命名为“大众游艺社”。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建立了一个班社，取名“群艺社”，公推曹宝禄担任社长。正是开国大典前夕，我们的“群艺社”在前门箭楼的大众游艺社贴出了“演新唱新”的海报。
要坚持演新戏，必须建立制度，积蓄基金，把“群艺社”巩固下来。那时刚刚解放不到一年，我们的生活还很苦，可是大家一致甘心咬紧牙，宁可少分钱，也得留基金。为了能多挣些钱，一方面我们尽量赶场，去电台演播和去别的园子演唱；一方面在大众游艺社采取“着吃不贵，贱卖多给”的办法，每场演出在小戏前头加演个人擅长的单段。我们除了坚持每天演出日、晚两场外，又在星期天和节假日加演早场。无论日演三场，还是两场，我们都以箭楼为家。演出完成，立刻排戏；排完了，又该上场了。就这么样，演了排，排了演，经常到夜里十一二点钟才离开。
我们的演出受到党政领导部门重视，艺术界的许多朋友、专家也经常光临。我们最初演这种小戏时，虽然以曲艺为主，但也根据个人的擅长，唱几句京剧、评剧什么的。一位负责同志看了之后，向我们指出：“最好不要什么都唱，你们是唱曲艺的，可以在曲艺上变换花样。”我们接受了这个意见，以后就以单弦牌子曲为基调，穿插其它曲艺唱腔。后来，大家就管这种演出形式叫“曲艺剧”。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看了几次之后说：“你们的演出已经有了群众基础，我看应当定个名儿啦。我建议把‘曲艺剧’中间的‘艺’字取消，干脆就叫‘曲剧’。”还说：“北京是几个朝代的首都，是个公认的大地方，可是一直没有自己的地方戏，我看你们这个曲剧，就应该算是北京的地方戏啦！”这次谈话最后，他十分热情地表示：“我自告奋勇给你们写个戏，写一出曲剧！”过了不久，老舍先生果然送来了剧本《柳树井》。1951年4月，这出戏对外公演，标明“曲剧”，这样曲剧算是正式诞生了。
曲剧问世前后，都曾得到周恩来总理和彭真等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柳树井》公演之后，文艺界的领导和专家纷纷前来看戏。
回顾以往的历程，我觉得必须把曲剧的振兴提到日程上来。我和新一代的曲剧工作者，都应该本着当年创始曲剧的精神，为曲剧的繁荣付出艰苦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