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留青史洒余辉——深切悼念李维汉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为留青史洒余辉
——深切悼念李维汉同志
冯文彬
对于李维汉同志的逝世，我由衷地感到深切的悲痛！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尤其对我们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1979年胡耀邦同志曾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要奉劝老同志晚年写回忆录，不要留恋安排一个职务。这两者相比，前者对革命，对后代子孙的意义比后者大得多。”李维汉同志的晚年，正是积极响应耀邦同志的号召，为我们党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党史资料，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一个榜样。
我同李维汉同志相识已经五十多年了。二十年代末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就见过面，后来到苏区，再后到了延安，接触就更多了。但我们始终未曾一起共过事。真正在工作中接触密切一些，还是这几年的事。粉碎“四人帮”之后，一批批老同志相继出来工作。1980年我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任职，而李维汉同志则是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战线的一名“志愿兵”。早在1978年他就表示要在晚年“把参加、帮助搜集党史资料这件事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1980年他已经八十四岁了，他曾说：
“作为一个党的老干部，至少应该做到两条：一条就是要保持晚节，做一个象样的、合格的共产党员；另一条就是应该搜集一点党的、革命的历史资料，交给党，为我们将来写党史作点贡献。”在逝世以前的五六年间，他确实是把全副精力都投入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不仅给自己提出了系统地撰写回忆录，系统地总结自己参加革命工作之后的历史经验的任务，而且只要有机会，他总是劝别的老同志也给党提供一点历史资料。用他自己风趣的话说，他要做一个搜集党史资料工作的“促进派”。这些年来，他以超人的毅力，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在一些同志的帮助下，为我们党留下了数以百万字计的珍贵的党史资料。然而这样繁重的工作，毕竟超过了一个已经八十多岁，进入垂暮之年的老人所能承受的生理负担。1982年以后，他因工作劳累过度，曾两度病重入院。即使是在病中，他仍然念念不忘，常常不顾医生的劝阻，继续工作，或者口述他想撰写的回忆录内容，或者修改未曾完稿的回忆录。去年4月，他又受中央委托，主持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组（由李维汉、王首道、荣高棠、何载和我五人组成）的工作，负责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这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好，但他并不推辞，毅然挑起了重担。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仔细研读了大量资料，亲自主持了多次讨论会，有的会他没能参加，就要来记录仔细阅读，有时还要查对有关历史档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西北历史的争论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的说理，他的判断，入情入理、恰如其分，使大家心服口服，给大家很大的启发和教益。在中央的指导下，五人小组胜利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对于解决几十年来在有关同志中一直有争议的西北历史争论问题，促进政治上的安定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解决党内历史争论问题提供了范例。
李维汉同志曾多次讲过，如果他能活到1985年，他就能够完成撰写回忆录的任务，就死而无憾了。并说，不完成这项任务，他死不瞑目！然而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岁月无情，李维汉同志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他的计划，就溘然长逝了！但他又是确确实实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为了搜集党史资料而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愿望，他的信念，他的行动，为我们这些健在的老同志，也为我们这些从事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和党史研究工作的同志，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学习维汉同志，纪念维汉同志，就要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的未竟事业，更加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地工作，努力开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新局面！
李维汉同志是为数不多的党内老一辈革命家之一，经历非常丰富，了解许多重要的历史情况。他对于进行党史资料收集工作的意义、重要性和迫切性，有很深刻的认识。这几年，他对于怎样搞好党史资料搜集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我们受到很大的启示和教育。
李维汉同志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搞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党走过了近六十年的漫长道路，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编写我们的党史，是一项继往开来的重大任务。可以打个比喻，编写党史，就象建设一座宏伟的大厦，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要有许许多多的砖和瓦，我们的责任是为建设这座大厦添砖备瓦。”他还再三强调收集党史资料是研究和编写党史的基础。他说，研究历史，不外研究人和事，把资料搞得很准确，收集资料的工作做到了家，写起来就很顺手；有错误不过是观点的错误，那比较好办，错了改正就是了。只要那些事实都是真的，那就驳不倒了。维汉同志的这些意见是十分深刻的，也是十分中肯和正确的。正如陈云同志曾经对我指示的那样：为了编好党史，首先要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
李维汉同志还经常提醒我们：收集党史资料，必需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所一贯教导的，要“实事求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周总理所指示的要“存真求实”。他特别指出要注意两条：“一条是客观；一条是真实。客观，就是不要主观猜测，主观臆断；真实，就是既成事实，不夸大，不缩小，更不能弄虚作假。”去年底，我们准备编辑一本关于“八七”会议的专题资料书，打算收入李维汉同志所写并且已经发表了的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文章，征求他的意见。这时他已病重住院，但仍十分重视，用颤抖的手亲笔给我写了复信，表示还要对稿子进行修改，然后才供刊用。信上还特别提到：“征集委员会是中央机构，处于指导地位。这项工作经验还少，而它出版的杂志或专题集，读者将引以为证。因此，不能不尽可能求其真实可靠。其中有错误不实的地方须考校出来注在原著下面，这也是‘去伪（这里是指事实有错误）存真’，不能因人而异。”今天，当我重读维汉同志逝世前写的这封亲笔信，看着那歪歪扭扭的笔迹，想到他那种一丝不苟、极端负责的精神，十分感动。“真实，真实，再真实！”这就是李维汉同志不断反复强调的观点，是他收集党史资料、撰写回忆录时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它也应该成为我们一切从事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同志，以及广大老同志撰写革命回忆录时所应当遵循的准则。
李维汉同志还经常强调，在收集党史资料的过程中，必须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要“及时地把每个同志所了解的各方面的材料，不论是大的、小的，党内的、党外的，统统收集起来，即使是个墓碑，也要把碑文拓下来。”他特别强调要注意收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调查需要有研究，研究又必需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他说，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件事片断孤立地来看，好象是个现象，意义不大，可是几个方面联系起来，有可能反映事物的本质，那就很重要了。他还说，所谓原始资料，可以是敌人方面的，可以是我们自己方面的，也可以是朋友方面的，三个方面都要。这种观点和那种观点都要。把这些敌我友三个方面的或者各种不同观点的原始资料收集起来，然后才可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他还说，如果在调查访问时发现史实有差异和矛盾的地方，一定要请有关的被访问者鉴定；或者存疑，继续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或者把材料集中起来，让党史工作者去研究。对于报纸上发表的材料，可以作参考，但不能照抄照搬。总之，“一切都要经过调查研究”。
李维汉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怎样搞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从理论到方法，都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这里限于篇幅，只能约略地介绍。从工作上来说，他是我们的良师，也是一个难得的诤友。失去了他，对我们的工作无疑是个巨大的损失！
李维汉同志给我们留下来一百多万字的革命回忆录。在短短几年里，他撰写了那么多回忆录，不仅数量多，而且水平高。既有事实，又有分析；既有理论，又有经验总结。中央有一些领导同志看了他写的回忆录，评价都很高。我认为，他写的回忆录，有这么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他写的回忆录，比较真实、准确、可靠；一是一，二是二，不夸大，不缩小，不掺假，不带“水分”。当然，我并不是说他写的回忆录都是百分之百地准确，这在事实上是较难做到的。但是他在主观上是力求照这个标准去做的，是把回忆录当历史来写的。为了对历史负责，他在写作时不单纯依靠自己的记忆，虽然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说，几十年了，不可能记得那么准确。为了写得准确，他不辞辛劳，亲自跑到许多地方去调查研究，去找别的老同志核对，亲自到档案馆去查对当时的文献资料。而且他发现文献资料有不准确的地方、错误的地方，也尽量把它考校出来。如《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和蔡和森同志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等党的历史文件中，对长沙“马日事变”的记载，他认为有一些不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地方，便写了《关于我在“马日事变”过程中一些情况的说明》一文，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尽管这里面有些事情牵涉到他本人，他也并不忌讳，秉笔直书。
他写回忆录时决不轻率从事，总是反复回忆，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直到自己比较满意了才定稿；定稿后还要打印出来征求其他老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意见。他写信对我说，他的稿子可先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但发表时“每篇排头要用黑体字写上下面的话：欢迎批评和建议。李维汉。”他这种一丝不苟、严于律己、刻苦治史，对历史极端负责的精神，令人钦佩！
第二，他写回忆录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胡耀邦同志曾经指出过的，写回忆录，提供党史资料，要同总结历史的经验相结合。他发表的一些回忆录，如《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以及尚未发表的《大革命时期的湖南》等，都是既有大量丰富的历史事实，又有严肃认真的分析，有时候还提出一些精辟独到的见解。他为了写回忆录时能够正确地总结经验，这几年来，还抓紧时间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马、恩、列、斯的著作，以及有关的哲学著作，每天要学习一个多小时。因此，我们读他的回忆录，不仅可以了解许多历史情况，增长知识，而且可以从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
第三，他写回忆录，能够处理好个人同党组织，个人同集体的关系。写回忆录必然会涉及个人，但是他很注意不突出个人，不表现自己；而且具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并不揽功诿过。李维汉同志入党的时间很长，担任过很多重要的领导工作，但在研究党的历史经验时对自己所犯过的错误并不隐讳。如他多次提到自己在中央苏区时执行过王明“左”倾路线，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时他出了力，写文章公开打击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同志，犯了严重错误，等等。这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光明磊落的襟怀，以及他的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第四，他写回忆录时能够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人、对事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和科学的分析，作出恰当的评价，不搞形而上学。因此他写的回忆录，我们也可当作历史来读。杨尚昆同志今年7月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称赞了维汉同志写的回忆录，说他“是个很好的党史教员”。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待党的历史，研究党的历史，我们从维汉同志身上可以得到许多教益。
今年7月中，帮助李维汉同志撰写回忆录的同志向我们汇报了李维汉同志的健康状况，以及回忆录写作中的问题。7月20日，我们专门召开了会议进行研究，决定要继续抓紧完成这项工作。但是未过多久，维汉同志的病情突然恶化，不过他的神志还清楚。7月26日，他还把帮助他撰写回忆录的同志找去商谈工作，并且表示对于没有能够完成他的回忆录写作计划感到遗憾。半个月之后，也就是8月11日，一个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挂念着党的事业的老战士的心脏最后停止了跳动。一个人或迟或早总是要死的。维汉同志确实是实现了他入党时的誓言，为了党的事业，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于他的死，我尤其深感悲痛！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更早地、更加及时地给他以更多的关心和协助，使他能够为党留下更多的宝贵资料。回想这几年来，有不少老同志相继去世，带走了许多宝贵的“活资料”，没有来得及“抢救”下来。党中央交给了我们这项任务，但是我们的工作离中央的要求还有差距，需要继续改进；同时，也需要得到各级党委的支持和广大老同志的密切配合。正如恩格斯曾经说过的那样，对一个象贝克尔那样的老革命战士来说，“让他摆脱一切事务，集中力量写好关于德国工人运动和第一国际历史的回忆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再不抓紧，“就会把一大批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带进坟墓里去”，“错过这个机会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对于我们许多了解党的历史情况的老同志来说，提供党史资料，撰写革命回忆录，也无疑是对党的事业的一种新的贡献，是给党和国家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发挥“余热”的很好的途径。除了李维汉同志之外，还有很多老同志已经在这样做。现在大批退下来的老同志，甚至还有一些尚在第一线坚持工作的老同志，也正在这样做。
李维汉同志的逝世，使他未能完全实现撰写回忆录的计划。但是他已经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一生！而在他的晚年，又为我们党能够写出一部真实可靠的信史，为了能够建设一座党史资料大厦，付出了全部心血，并且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从事党史资料征集和进行党史研究工作的同志，我们广大的老同志，将会永远地怀念他。我们要学习他，为早日建成我们的党史资料大厦，更加努力工作，开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新局面！　1984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