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堆里拣宝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废品堆里拣宝
本报记者　余章瑞
价值连城的老古董和极其珍贵的革命文物是可以拣得到的吗？回答是可以的。正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全国拣选文物展览”，一千三百多件展品就是证明。展品中有周恩来同志《警厅拘留记》手稿，原国民党起义军舰“重庆”号铜舰名等革命文物，有商代牺首百乳雷纹罍、明郑和铜钟，以及早已为人们称道的西周班簋，已知国内仅存两枚的北宋九叠篆文“皇宋通宝”铜钱等历史文物。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四百多个冶炼、造纸、物资回收部门，与文物部门协作，抢救了大量濒于毁灭的宝物。
周恩来同志于1920年亲笔撰写的《警厅拘留记》和被捕代表在释放后的合影，解放前几经辗转，最后流落到北京琉璃厂效贤阁书铺掌柜手中，文化部文物局得知此事后，于1951年8月13日，向周总理作了报告，提出“若真为原稿，拟由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收购，并拟在党史陈列室陈列，可否请一并指示。”8月14日，总理批示说：“此稿1920年—1921年发表在天津新民意报，……惟此稿毫无保留意义，最好不必花钱去买，更无放入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道理。”周总理的崇高革命精神和谦虚的美德，使参观者盘桓端详，不忍离去。
废旧物资回收站和信托商店往往能够拣选到重要文物。1980年12月12日，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由北京市物资回收公司安定门外小关收购站拣选出一件颇为完整的商代龟鱼纹盘。盘呈圆形，口径四十一点七厘米，腹深十厘米，盘高十五点五厘米，重三点二五公斤。此盘造型纹饰古朴简练，是北京地区少见的青铜器精品。1982年，这个工作队从通县百货信托门市部征集到一组战国器物，共三十一件，有食器、兵器、车马器等，为研究燕国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河北磁县城关镇收购站收到一件元代白釉褐彩人物故事瓷枕，底有“古相张家造”戳记，画着豫让刺赵襄子故事，是元代磁州窑的典型产品。从拍卖行采选来的还有清高凤翰的设色寿石百合图轴等书画多件。
云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昆明二?街旧货摊发现一批古旧铜兵器，他们以此为线索，调查发现了晋宁石寨山古墓群。这里展出云南的汉代戈、蟾蜍纹矛和钺，就是这批拣选文物中的三件。
不少文物古籍也珠同鱼目，被掩埋在造纸厂、冶炼厂仓库和炉前的废杂品堆中。浙江奉化县棠溪乡棠岙村纸业作坊原料仓库就拣选出元至治二年刻本《通志》二十六册，这里展出其中三册，明万历十五年内府刻本《大明会典》一百一十册，这里展出了三册。如果不是有心人及时拣选，这些古籍早就化为纸浆造成再生纸了。
太原电解铜厂每年化冶的废杂铜数以百吨计。1964年以来，他们从废铜中拣选出三千多件够博物馆收藏标准的文物，还有古钱币四十吨。这次展出的虽只是一小部分，也使展柜里堆起一座钱山。1981年，文化部以十四万元价款收购了这批古币，1983年，文化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对古钱币的抢救保护工作。
在拣选文物工作中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他们的事迹也很为人称道。
“文革”中，河北定县许多藏书被送到废品站、造纸厂，大量古版书籍面临毁灭。定县博物馆陈箴吾、刘殿更、陈献曾同志不避风险，十年如一日，抢救出图书近万册。北京铜厂原料科业务员郭森林，多年来，选出了许多重要文物，如春秋“宋公差柳族”戈，战国“邢令”戈等。武汉铜材厂保管员蔡明和，不论刮风下雨，上班下班，只要有废杂铜进厂，就仔细拣选，不使漏掉一件文物。
宝坻县一户农民挖菜窖，挖出宋代窖藏钱币二百七十五公斤，未向有关部门报告，卖给收购站。天津物资回收公司及时报告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查清出土地点及有关情况，使这批古钱币具备了较完整的研究价值。
1978年天津市召开文物拣选工作会议后，河北区志诚道物资回收经营部的同志们将库存的二十多吨杂铜翻拣一过，挑出西周小铜鼎、战国“山”字纹铜镜、金代刻款双鱼铜镜、元代铜秤砣等。
随着参观的人流，记者听到这样的议论：“想不到废品里有这么多宝贝！”这些片言只语，不是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