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红军的遭遇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一位老红军的遭遇
　　朱明
李登玉，是一些领导同志关心的一位老红军。她近年来的遭遇，是一起发人深省的事件。
李登玉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外贸局（最近改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所属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综合科副科长。早在1933年，她刚八岁时，就随母亲、姐姐、哥哥、嫂嫂一起，在自己家乡四川省万源县，参加红四方面军。开初，她跟着母亲在王坪总医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红军长征到毛儿盖时，她母亲为革命劳累过度去世，哥哥也在战斗中牺牲了，嫂嫂和姐姐又不在身边。当时的四川省委妇女部部长肖成英（现名刘坚），就安排她在妇女部儿童团，以后又介绍她给领导干部当勤务兵，一直随同部队长征到陕北。1936年，她在延安进新文字干部学校学文化。1952年，党组织又保送她进中国人民大学学了四年俄语。
1957年，李登玉在卫生部工作时，审干人员将她1946年离开延安到第二野战军工作的那天，作为她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共产党员李登玉对这件事从未认真注意过。
1979年，随着党的一系列政策贯彻落实，李登玉开始想起自己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也应属于落实政策之列。于是，她几次向组织上写报告，并提供了许多证明人，请组织上核实。根据中央组织部有关文件规定，李登玉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然而，她所在单位却一次次以“年龄小，不能算”，无理压了下来，不给调查落实。
李登玉非常焦急！因为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绝大多数年逾古稀了。李登玉担心再过一些时间，就越来越难找到长征途中的证人了。1982年冬，她赴京参加一位老战友的追悼会，趁便拜访了许多老首长和老战友。他们都非常同情她的遭遇。
全国政协委员王定国、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宋侃夫、贺彪以及刘坚、冯苏、高世文等许多长征老干部，都纷纷主动为李登玉写证明材料。这些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说，还记得李登玉这个“红小鬼”，在长征路上，背上总是背着一个面盆，行军时从不叫苦，和其他红军战士一起，挖野菜、拾柴火、看守东西，艰难地翻过雪山，三次走过草地。
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轻工业部顾问、原卫生部党组书记徐运北，民政部顾问、原卫生部副部长张凯和卫生部人事司，也都出具证明，认为卫生部当年更改李登玉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是不对的，应予纠正。可是，李登玉所在单位又说这些证明材料不是外贸局和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主动派人去调查来的，不能算！依然压下不给办理。
1983年1月24日，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同志，在李登玉写给他的报告上批道：“李登玉同志反映的情况合乎事实，又有多人证明，似应纠正。”可是，李登玉所在单位又以“没有盖公章，不可信”为借口，继续顶着不办。李登玉再次写信报告徐帅。1983年8月3日，徐帅办公室来文给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重述徐帅的意见，并且加盖了徐帅办公室的公章。乔晓光同志当即批道：“应该按实际参加革命的时间确定。”不久，区党委组织部又正式发文通知李登玉所在单位：“经区党委审批，同意确定李登玉同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为1933年冬。”
可是，李登玉所在单位不仅仍然顶着不办，反而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说什么：“是个人说了算，还是组织说了算？”
本来是一项容易落实的政策，为什么变得这么困难？面对自治区党委文件和许多领导同志亲笔写的证明材料，竟然顶着不办的，是些什么人？
外贸局政治处两个经常主持工作的正副主任，就有一个是“文革”期间大搞内查外调、积极组织批斗老干部的主角；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的五个正副经理，就有三个是“文革”中积极造反、抄家、打人的“干将”。
最近，就李登玉的问题，我走访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新上任的党组书记陈仁同志。他激动地说：“我很同情李登玉！就是下面有那么几个人老卡着不办。现在，新的党组已经作出决定：全部换掉政治处和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的领导班子人员，把那些在‘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人统统拉下来。李登玉的问题一定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