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几个特点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几个特点
郭名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施行后，全国各地报章杂志纷纷发表社论、专论加以讨论，而且都把这个条例的政治意义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这里，我想偏重以法律方面的观点，把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精神说一说，希望可以借此使得一般人民对于这个条例加多了解，引起重视。
要想了解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精神（即其诸法条特点的总和），便不能不从这个法规中的基本特点去了解。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亦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的具体表现。在阶级斗争中，法律起的作用很大；而刑事法规特别是这一惩治反革命条例，较之其他法律，更占着重要地位，因而它的阶级性也特别鲜明。此与资产阶级法律常常企图隐蔽其阶级性，以欺骗人民的绝不相同。我们的惩治反革命条例的阶级性表现在那里呢？这个条例的第二条说得最具体而明确，它说：“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这清楚地宣示了什么人是反革命分子，惩治反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条例的公布，对于革命的人民来说，可以在法律思想上彻底划清敌我界线，并使司法干部有了对于反革命分子定罪科刑的正确标准，便能更有效地镇压反革命的活动，给人民民主政权以有力的保证。对于反革命分子来说，它也给了他们一个严重的警告，并指示其应走的道路：赶快向人民悔悟，否则必是自绝生路。
其次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打破。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刑事法规都采取了“罪刑法定主义”，即是说，罪与刑均须依法规办理，行为无明文规定处罚的，即不认为犯罪。这本是法国大革命时，资产阶级一方面为反对皇室贵族“朕即国家”的胡作妄为，另方面以之欺骗人民的产物。今天，新中国的人民与政府是一致的，这个原则自己不能采取，而且此刻我国许多法规尚不完备，反革命犯罪情状是如此的千差万别，侵害社会行为的种类，更是多如牛毛。倘若一定固执罪刑法定主义，岂不是会有时对于明明以反革命为目的之犯罪行为，徒因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我们就不能加以处理了吗？尤其在今天革命秩序和社会秩序尚在建立巩固当中，国内外敌人包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向人民和人民政府进行破坏活动，司法工作亟须加强的时候，如采取罪刑法定主义，无疑是对人民不利的。因此，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凡“以反革命为目的之其他犯罪未经本条例规定者，得比照本条例类似之罪处刑。”这样，一般的反革命案件，可以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上的规定处理，即无直接明文规定的反革命犯罪行为，也可以根据这一条例的规定，依其犯罪的种类，比照相类似的条文处理。这样便可不愁对于没有规定的反革命罪行无法对付；镇压反革命工作也才可以收到最大的效果。由此可见新中国刑事法规新精神的一斑。
这是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第二个特点。
再次是采取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惩治反革命整个条例中均贯彻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精神。特别第十四条中更明确规定：“凡犯本条例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酌情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刑：（一）自动向人民政府真诚自首悔过者；（二）在揭发、检举前或以后真诚悔过立功赎罪者；（三）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确非自愿者；（四）解放前反革命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又确已悔改并与反革命组织断绝联系者。”
这是给予反革命分子自首悔过立功赎罪的宽大措施，凡因一时意志力薄弱，为反革命分子所利诱，或因反革命分子的威胁而加入反革命组织的，政府给以宽大处理；又即甘愿加入反革命组织，但事后确知悔改而向人民政府自首的，政府也决定从宽处理。
这是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第三个特点。
最后，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本条例施行以前的反革命罪犯，亦适用本条例的规定。”是本条例在时效上是有溯及既往的效力的。即任何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不问时间的久暂，只要有过反革命的行为，这个条例便可对他适用到底。这点表示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是采取长期的彻底的镇压态度的。
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基本特点，略如上述。
列宁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论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惩治反革命条例便是保障人民民主专政的，是维护政权的有效的法律武器。如何可以收到施行的效果，固不仅系于公安、司法干部的善于掌握法律精神，灵活处理案件，而更有赖于人民的政治觉悟提高，善于行使第十九条所规定了的揭发、密告反革命罪犯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