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奇文集》序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郑伯奇文集》序
　　成仿吾　遗作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中，郑伯奇同志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角色，也不是什么头面人物，然而却是一个诚实的、勤恳的、脚踏实地的作家和战士。
伯奇同志最初是作为一个热情的爱国者投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来的。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留学。满怀的报国壮志，身受的异族压迫，使我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无限愤慨，对黑暗、衰败的祖国感到极大痛苦。我们热烈祈望祖国的新生，中华的崛起。十月革命的炮声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天地，五四运动的风暴煽起了我们胸中的熊熊烈火，决心拿起各样的武器，为祖国的解放而呼号、战斗。其间，主要是由于郭沫若同志的热情组织和辛苦奔走，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人走到一起来了，于1921年7月成立了创造社。
伯奇同志和我都是创造社最初的成员。当创造社还在酝酿的阶段，我们已经互相认识，但只是神交，并未见面。那时候我在东京，沫若在福冈，伯奇在京都，为讨论出版文艺刊物的事，沫若曾多次和我谈到他。对于伯奇同志在创造社成立初期的活动与贡献，特别是1921年暑假期间他从日本回国，先后同沫若、达夫一起筹备、编辑《创造》季刊创刊号的情形，我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们早已是老朋友了。然而直到1923年年底，我们才第一次相见。那也是创造社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革命形势还处于低潮，社会上黑暗势力十分猖獗，给创造社的活动带来严重困难。我和沫若都感到很大压力，内心里也充满着苦闷。正在这时，伯奇从北方来到上海，积极投入创造社的工作。他以他的热诚、奋发、坦率和友情，给了我和沫若以宝贵的支援。这真是雪中送炭！稍后，沫若回日本，我也离开了上海，前期创造社结尾的困难工作，主要是由伯奇来完成的。
在后来我和伯奇同志的交往中，有两件事最难忘怀。从这两件事，也可以看出伯奇其人的精神和品格。
大革命时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都到了广州。当时广州是“革命的策源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都汇集在这里。1927年初鲁迅也到了广州。就在那时，由创造社作家发起，起草了一篇《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相互勾结镇压中国革命的罪行，呼吁英国工人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及世界各国的无产民众，与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为了争取更多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确有信心的同志”参加这项工作，我们首先想到刚来广州不久的鲁迅。我给鲁迅写了信，邀他参加；鲁迅慨然应允，在宣言上签了名。后来这份宣言又译成日文、英文、法文寄到国外，一时间在国内外造成不小的影响。在这件工作中，伯奇同志是积极参与其事的，其中宣言的法文稿便是由他译出。就在这项工作进行当中，伯奇同志受创造社同人委托，于1927年春天从广州赴日本，联络新的同志，准备扩大创造社的队伍；而当他返回广州的时候，却正赶上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霎时间一片腥风血雨，许多革命者惨遭杀戮，恐怖的气氛笼罩着羊城。伯奇同志船到香港，心里惦记着创造社的朋友，毅然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广州，并四处奔走，寻找革命的同志和战友。那时候，我和他在广州的创造社分部多次相聚，共同商量创造社以后的活动计划，并决定分头从广州到上海，聚集力量，重整旗鼓。在那些严峻的日子里，我同伯奇在一起，心里感到很大的安慰。尤其使我兴奋的，是他从日本带来李初梨、冯乃超等同志的意见，即建议创造社转变方向，起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更使我受到鼓舞，在一片漆黑、恐怖的环境中，好象看到了东方的霞光，听到了新的进军的战鼓。我是由此决定亲自去日本，请他们回国的。这可以说是后期创造社发生转变的开端，也是1928年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最初的酝酿。
还有一件事须要说明。1933年冬天，我从鄂豫皖苏区到上海找党中央。那时中央已迁往江西，原来的联络点已经撤离；初梨、乃超、彭康等几个熟识的同志也都杳无踪迹。我在上海街头徘徊了半个多月，希望得到一点线索，但一天天过去，却毫无结果，心情越来越变得沉重、焦急。恰在这时，我从报纸上看到良友图书公司的出版广告，上面有伯奇的一本书（书名记不清了）要在那里出版。这给我一线希望。我当即决定：找伯奇去！他不是党员，活动还是公开的；而且他一直生活在上海，联系比较广，也许从他那里可以得到一点线索。我于是找到良友公司。说来也巧，那天伯奇正好在那里！他见到我，又惊又喜，闪亮的眼光中流露出无限的关切和深情。我更是欣喜异常，深深感到人世间友情之可贵。我们一道从良友出来，走到僻静处，我直接告诉他我的处境，和我的急迫需要，向他打听同志们的情况
（我想通过他们找到党）。他说他也很久不见他们了，对他们的地址及联络方式，更是一无所知。我又感到茫然了。这时，伯奇好象忽然想起了什么，提醒我说：“可以去找鲁迅先生，说不定他那里有什么线索。”
这使我心中一亮。对鲁迅先生，我是了解的；虽然过去我们之间有过争论、误解，但那毕竟是同志之间的分歧，而且早已成为过去。对鲁迅先生的思想、品格，我一向是敬佩的，参加革命实践工作以后，体会尤深。但也因为参加实际工作久了，长期脱离文艺界的活动，对于他现在的状况所知甚少，因而不免有些犹豫。伯奇看出了我的心思，热情地说：“放心吧！鲁迅先生现在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领袖，完全靠得住的。现在，连国民党都骂他是‘准共产党’呢！”
我释然了，决定去找鲁迅先生。伯奇又告诉我具体办法：到内山书店去问内山老板。内山先生也是老朋友，早就认识，我更放心了。
鲁迅的心是和党联在一起的；通过鲁迅找党，是一条最直捷、最可靠的路。我沿着这条路，顺利地、迅速地找到了党，完成了组织的重托，这是我过去曾经谈过的。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这条路，最初是伯奇同志指给我的，并帮助我下了决心。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伯奇同志对鲁迅先生的了解是多么深；他的心同党、同革命事业贴得多么紧！
伯奇同志终其一生都是如此：诚挚、厚笃、热情，对朋友、对同志，关切备至，体贴入微，对党、对革命事业，孜孜不息，忠心耿耿。
中国有句古话：“文如其人”。伯奇同志的文章著作，正是他精神品格的逼真的表现。伯奇同志的精神品格是崇高的，不朽的；他的文章著作也必然如此。这方面，不必我去细说，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感受更多，收益更多。
1982年11月5日
〔编者附记〕《郑伯奇文集》三卷，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