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
何其芳
梁山伯祝英台故事是流行得最广泛的中国民间传说之一（一）。它这样流行并不是偶然的。它十分强烈地歌颂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纯洁的爱情，无论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无论死亡，都不能把他们分开。梁山伯虽然饮恨而死，祝英台却并没有被马家抬去，而是在她的祝告之后，梁山伯的坟墓忽然在大雷雨中裂开，她跳了进去。有些地区的传说还有一个尾声，那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后来变成了一双蓝色的蝴蝶，或者变成了天上的彩虹（二）。这样的结局自然都是浪漫主义的。然而这正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它使得这个爱情的悲剧不但符合古代的现实，而且又带着坚强的希望，乐观的精神。其实整个梁山伯祝英台故事都有一种传奇的色彩。梁山伯的性格是那样朴质，单纯，和祝英台同床三年却并不知道她是女扮男装，而一旦发现了她的真正性别但又断绝了结合的希望以后，他就以死殉情。祝英台的性格是那样机智、大胆，她既善于在平时掩盖她的改装，又敢于在和梁山伯分别的时候表达她的爱情。在梁山伯死后，虽然她的父亲极力阻止，她却不顾习俗地去吊孝，并且完全违背了她父亲提出的不穿孝，不大哭，速去速来这样三个条件。所有这些虚构和夸张不但是文学艺术所允许有的，而且也是这个故事能够广泛流传的原因。
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的要求，并且预言了这种要求最后一定会得到胜利。因为它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那些无名的民间创作家一方面固然要在某些点上使梁山伯祝英台的性格适应两人的社会身份，故事的结局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自然会按照劳动人民自己的面貌和愿望来创造这一对他们所喜爱的人物及其结局。
由于抱着这样的看法，我读到北京新民报副刊上的一篇有关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文章（三），就不能不感到很大的惊异了。这篇文章本来是评论东山越艺社演出的《梁祝哀史》的，然而它却首先否定了许多唱本和地方戏：
我从别的一些地方戏里以及一些小调唱本里，看到过或听到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那里，梁山伯是一个十足的傻蛋，不特毫不理解人生里面的爱情，甚至连生活里的小节都一无所知。而祝英台在此时候，也就变成了淫贱的婢女似的，毫无羞涩，风情毕露，下流而恶劣。我看的时候，就感到我们的民间艺人未免糟踏这两位屈死的情侣。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作者或演出者对于这个事情的思想内涵不理解或不能理解，而多半是从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来处理它。他们所坚持的还不就是男性永远统治，女人总是贱妾，稍微越出钦定的道德规范，他们就会以正义的面貌出现，大加非责，高唱世风之不古么。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是这个规范之积极的破坏者，将女人搜罗在他的周围，听其纵欲。竖立贞节牌坊，以实行对于女人的性欲宣泄。将女人推入沉渊似的，疯狂的夸饰着坏女人的范例，怂恿着文学艺术来表现他，以达到道德的惩戒作用。同时，又矛盾的支持与培养着娼妓制度。这是不公平的。可是，乡野的农民却是从这种思想影响下扮演着祝英台，这是在地主资产阶级的教养里造成的结局。
《乡野的农民》和许多表现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唱本、地方戏，就是这样胡里胡涂地被戴上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或者他们的“思想影响”的帽子。接着这篇文章就批评东山越艺社演出的《梁祝哀史》并没有对原来的传说“给予一定的批判”，并没有“将前人给予梁山伯祝英台的思想面貌加以清刷”。为了“美化祝英台与梁山伯”，这位批评者说，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应当写成这样：
祝英台应该是热烈、勇敢、坚定、聪明、多情、美丽的女性，其矛盾的一面可能有超世的思想，表现为放荡不羁。同时，她过着贵族生活，使她的封建观念被给予培养，而在情绪上总是较为苦恼矛盾的人。
梁山伯的性格是善良、诚恳、勤苦、有些拘谨，然而热烈真挚，固然不是利禄薰心，而是被迫的走着士大夫求功名的老路。晋家天下是四方有难的，现实给他刺激，可能使他同时保有傲物厌世思想，因而也有着一股“清气”，不是“俗子”，所以方获得祝英台的好感。封建束缚增厚了书生风味，因而也就在日常生活上不大精明，有他的纯厚可爱之处。这位批评者又认为《梁祝哀史》里缺乏“斗争”，“只看到祝英台背信弃义，不敢有积极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祝英台成为柔弱无刚的人物”，没有能够“使多少年月里被一些艺人歪曲了的祝英台获得解放”，“树立一个不屈的自由的女性塑像”。最后，他说“《梁祝哀史》在尾声里添了一个充满迷信的收场”，并且“由此想到，吊孝里面的梁山伯死后不闭眼睛的问题，也觉得还是旧的荒唐观念的因袭”。
我并没有看过东山越艺社的《梁祝哀史》的演出。这个剧的全部脚本我也一直还没有找到，只读了他们印的《剧词选刊》。但这篇批评所接触到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脚本的好坏，而是对于民间原来流传的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看法。它所指责的东山越艺社的脚本的缺点，主要就是对于原来的传说“批判”不够，改动不多。就我所看到的《剧词选刊》说来，的确那是保存了许多民间传说原有的情节和色彩的。然而我的意见却和北京新民报副刊上的那位作者刚刚相反，我认为这正是一个优点。因此，我觉得那篇批评代表了目前已经存在的一种不好倾向，这种倾向就是简单地鲁莽地对待过去的文学遗产，并企图以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想法来破坏那些文学作品原有的优美地方。
我这并不是说过去那些表现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唱本和地方戏就没有缺点。已经印成书的唱本常常是经过了城市里的某一类作者的加工，比起劳动人民原来的朴素而又美丽的口头传说，难免要加上一些杂乱的不高明的成份（四）。至于改编为旧的地方戏来演出，更可能增添了一些不必要的噱头，特别是有关两性的地方很容易作一种夸张的低级趣味的表演。然而，必须看到这些缺点都是次要的。就我所看到的各地表现这个民间故事的唱本和地方戏脚本说来，它们一般都是保存了相当多的劳动人民的色彩和想像，并没有从根本上歪曲了这个传说的面目和意义。虽说它们常常难免有缺点，甚至即令其中个别作品或个别部分真是受了地主阶级的思想的侵蚀，无论如何也不能笼统地说许多表现这个传说的唱本或地方戏都已经变质为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或其“思想影响”的东西。梁山伯的质朴，祝英台的大胆，不是“傻蛋”，也不是“淫贱”，这样的性格正是劳动人民“美化”的结果。如果说《西厢记》里面的张君瑞和崔莺莺是古代地主阶级的平庸的儿女的典型，《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古代地主阶级的优秀的因而更带叛逆性的儿女的典型，那么民间传说里面的梁山伯和祝英台，虽说按照故事里讲的情形看来，他们的身份同是地主阶级的儿女，但他们的性格却已经超出了地主阶级的人物的限制，多多少少带有一些劳动人民的本色了。所以张君瑞和崔莺莺的结局应该是“始乱终弃”，而不是虚伪的大团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结局只能是悲剧，而且是看不见希望的悲剧；而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结局却与这两种都不相同，达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美妙的结合。像北京新民报副刊上的那位批评者所设计的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性格，不但是杂乱的矛盾的，远不如原来那样单纯，明确，而且什么“可能有超世的思想，表现为放荡不羁”，什么“同时保有傲物厌世思想，因而也有着一股‘清气’”，倒反而可以说才很像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
那位批评者对梁山伯祝英台故事所要求的“斗争”也大概是他主观幻想里面的，为古代的实际情况所难于允许的“斗争”。其实这个故事本来是有斗争的。吊孝，尤其是最后的结局，都是高度的反抗性的表现。他说尾声里面“添了一个充满迷信的收场”，如果是指梁山伯祝英台死后化为一双蝴蝶，那也是错误的。那不是“迷信”而是美丽的想像。祝英台吊孝时哭梁山伯死后眼睛不闭，东山越艺社的《剧词选刊》上有那一段，那是别的唱本也有的。比如上海广益书局过去出的唱本《梁山伯祝英台》，就还要写得多一些：
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堂上二双亲？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楼房共敞厅？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家财与别人？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安童小使们？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四季好衣裳？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亲戚邻舍人？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书籍与文章？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功名与前程？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访友到庄门？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少个披麻执仗人？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在日不曾来看你，死后来上你的门？欲要到府来看你，恐怕旁人说短长。哥哥你是明白的，男女授受不相亲。左思右想猜不到，不知哥哥什么心。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妹妹薄情人？说到山伯心上话，闭了双双两眼睛。英台不顾羞和丑，一把抱住放悲声：难舍就可带我去，甘心愿意见阎君！尽管这一段唱词有些字句上的缺点，它却是十分感动人的。它表现出来了梁山伯和祝英台两人之间的深厚的爱情。它造成了一种悲恸的气氛。这实在是一段很强烈的诗！然而那位批评者却说这是“旧的荒唐观念的因袭”。
我说这种批评代表了目前已经存在的一种不好倾向，因为它并不是个别的例子，而是相当带普遍性的看法。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编的河北文艺丛书中，也有一本根据旧评剧和旧秧歌剧改编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者在《前言》上说：
旧评戏和秧歌中，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是命运的，迷信的，因此祝英台在全剧中没有一点反抗的意义。而“死”给人的印象只不过是“命运”而已。这是封建统治者愚骗群众的地方。由于改编者有这样的看法，这个改编本差不多完全丧失了民间传说原有的色彩和想像，成为一个很平庸的脚本。最后的结局当然也不会再是“迷信”的坟墓裂开，祝英台走了进去，而是改为祝英台“用剪刀刺入喉中而死”。而且祝英台的父亲讲起这样的话来，于是全剧就结束了：
这都怨我把事做错！逼死了女儿，这会我明白啦，也晚了……（唱）包办婚姻起祸根，逼死女儿骨肉亲。屈死的女儿啊……
上海广益书局民众书店联合发行的新改编本《梁祝哀史》里面，改编者也在《前言》上说“英台祭坟，山伯显灵，双双化为蝴蝶飞上天去”是“迷信”，所以把结局改为祝英台“向石碑一头撞过去”，“气绝而亡”。她的父亲也是因此就“觉悟”了，认识到自己是“刽子手”，并且说：
古往今来，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教约束之下，不知葬送了多少儿女的幸福！如今为父觉悟了，就使你和梁相公的阴灵相伴一处吧！
在旧剧改革运动中，我们已经提出来要注意区别神话与迷信。但从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例子看来，许多人还是不能够区别。这是有原因的。神话与迷信的最初的起源本来是相同的，都是由于人类还不能够正确地理解自然界，所以它们在某些点上很相像。加以神话又可以转变为迷信。梁山伯祝英台故事还并不是神话而是传说，但它广泛流传以后，就居然有了梁山伯祝英台的庙宇，而供祝英台的地方甚至成了《送子殿》（五）。要区别神话与迷信，要区别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与迷信，不是从它们的外表所能解决问题的，必须细心地体会它们的内部意义。仅仅从外表看来，它们都是事实上不可能有的事情。但从内部意义来考察，它们的区别就明显了。迷信是歪曲现实的，引导人走向无知，愚昧，并屈服于自然界和过去的统治阶级；好的神话和积极的浪漫主义却是曲折地或者大胆地表现了人的可贵的梦想与愿望，并且常常通过一些美丽的形象来表现。梁山伯的坟墓在大雷雨中忽然裂开，祝英台跳了进去，她被人扯下的裙子变为一双蝴蝶，或者他们本人变为蝴蝶，那正是庄严的形象，美丽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爱情最后战胜了当时的婚姻制度，这绝不是迷信。民间文学作品的评论者和改编者不但要善于区别神话与迷信，不但要善于区别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与迷信，而且要善于区别美好的形象与丑陋的形象。坟墓因了人的祝告而就忽然裂开，人又忽然变为蝴蝶，是事实上不可能的，然而它们是壮丽的形象。剪刀刺入喉中，或者在石碑上撞死，是事实上可能的，然而它们是拙劣的形象。有的唱本和地方戏说梁山伯祝英台死后，想娶祝英台的马姓男子向阎罗王告状，阎罗王叫判官查簿子，原来梁山伯祝英台应该是夫妇，马姓男子应该另娶（六）。那的确带有迷信或“命运”的色彩，我们改编的时候是应该删掉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尾巴就断定整个故事是宣传迷信或“命运”。现在的改编者在最后大写祝英台的父亲如何“觉悟”，并且讲起一些新名词来，那同样是一个很不高明的多余的尾巴。
我们对待文学遗产，绝不可采取一种简单的鲁莽的态度。要认真去批判它们，或改编它们，我们必须有洞彻事物本质的思想能力和较高的文学修养，必须十分细心地去了解到底哪些真正是优点，哪些又真正是缺点，而在改编中应该尽可能保存那些优点，不可把优点也当作缺点抛弃。这既不是仅仅有了一点自然科学的常识，也不是仅仅依靠几个革命术语或几个简单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就能够胜任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些怪论：说表现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民间文学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或其“思想影响”；说杜甫是一个“庸俗诗人”，脑子里充满着“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七）；说“既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水平比之封建社会更高级”，因之《红楼梦》的文学技术就不行，“每回大都用吃饭作结束”，“太单调”（八）；说《水浒》上的“一百单八位”以恶霸为多，“如果存在于今天，至少也是发展生产的大障碍”，因之梁山泊的“好汉”以至“小喽罗”都不能代表当时的农民（九）。所有这些怪论都是不能够细心地科学地分析一个具体作品的思想性或艺术性，企图依靠几个革命术语或几个简单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就去妄加“批判”。
五四时期，中国曾经有过一次对文学遗产和文化遗产重新估价的运动。因为这个运动的锋芒主要是针对着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它的成就也主要表现在对于旧文学旧文化的彻底破坏方面。在这以后，思想贫乏的资产阶级学者满足于琐碎的“考据”，不可能对我国许多重要的文学遗产和文化遗产的思想内容及其特点作出科学的定论式的估价。这样的任务，左翼的文化工作者也还没有来得及去完成。而且可以说，其中的许多人还没有用足够认真的努力来对待这个巨大的任务。因此，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全国胜利以后的今天，必然要产生再一次的对文学遗产和文化遗产重新估价的运动。这就是认真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估价。然而，如果我们的准备不足，既未能真正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历史知识，再加上缺乏自知之明，就很容易有这样一种十分幼稚的想法，以为依靠几个革命术语或几个简单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就可以“批判”一切，就可以通行无阻，而这就必然要发生许多错误，并且要发生笑话式的错误。其实早在六十年以前，恩格斯就作过警告了。他说不可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作“标记”来随便贴用。他说，“一般地说，‘唯物论的’这个字，对于德国的许多较年轻的著作者，只被当作一个简单的套语来用，人们不加深究地把它贴在一切东西上，也就是说，以为只要贴上了这个标记，事情就算作完了。其实我们的历史见解主要是研究的向导，而不是黑格尔学派式的构造的杠杆。”他慨叹当时很少人肯认真地去研究历史和实际材料，“历史唯物论的套语（其实一切都可以被人弄成套语）对于许多较年轻的德国人只有这样的用处：最急促地把他们自己的比较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的历史甚至还睡在摇篮里！）造成体系，以便使自己显得非常有权威的样子”。这些话是说得多好呵！恩格斯接着还讲了一段非常动人的话。他说，“这些先生常常以为所做的一切对于劳动者已经够好了。如果这些先生知道，马克思是怎样地认为，他最好的东西对于劳动者也还不是够好的，他是怎样地认为，贡献给劳动者的东西不够尽善尽美便是一种犯罪！”（十）
不仅是文艺界，而且是整个著作界，都应当时常记住恩格斯的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或许是一个太高的标准。然而，如像中国的一位古人所说的，“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如果把这样的标准悬为我们努力的目标，它就可以有力地鞭策我们，提高我们。
（一）不但流行中国南北各省，并曾传到国外。《民俗》周刊第九十三、四、五期合刊上钱南扬的《祝英台故事叙论》说，有人曾在朝鲜得到过朝鲜文的梁山伯祝英台印本。
（二）我见到的多数民间故事和唱本是说祝英台走进梁山伯的坟墓中去的时候，被人扯下的裙子或衣衫变成一双蝴蝶。但也有说蝴蝶就是他们两人的化身的。化作天上的彩虹，见广东黄诏年编的《蛇郎》。我的家乡四川的传说又说他们变成了一对鸟。并且真有一种身如鸽子大，羽作深蓝色，雌雄总在一起，其中有一个拖着尺来长的红色尾巴的鸟被人们叫为梁山伯、祝英台。
（三）这篇文章题目为《论〈梁祝哀史〉的主题》，作者龚纯，发表在一九五○年九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的北京新民报副刊《新戏剧》上。
（四）我过去看过的四川的《柳阴记》，后面加了一个离奇的长尾巴，说祝英台后来在什么地方当了女王，梁山伯去招安，然后结为夫妇。最近找到的上海广益书局过去印的唱本《梁山伯祝英台》，虽说基本上保存了民间故事原有的情节，但也加上了许多烦琐的描写。上海锦章书局的唱本《梁祝姻缘》，和这似是根据一个底本。但不知他们用的是什么底本，流行于何地。最近还看到过一本过去上海出的，有黄警顽题词的，用下等的礼拜六派小说笔调改写的梁山伯祝英台故事，非常庸俗，肉麻，那倒真是完全改变了这个传说的面貌。
（五）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一卷第八期上钱南扬的《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
（六）《民俗》周刊第九十三、四、五期合刊上，刘万章的《海陆丰戏剧中的梁祝》说，广东海陆丰的梁山伯祝英台故事剧就有这样一个节目，叫《阎王审》。四川唱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花鼓词，最后一段与这略同。阎罗王末了说：“姻缘本是前生定，不差半毫分。”
（七）见《文艺生活》新五号上王迅流的《评冯至〈杜甫的家世和出身〉》。
（八）见《文艺报》第一卷第六期上叶蠖生的《关于中国旧文学的技术水平和接受遗产问题》。
（九）见工人出版社印行的《大众文艺论集》上王春的《读王亚平同志的武松夺酒店》。
（十）恩格斯的这些话见一八九○年八月五日他给康拉·史密特的信。解放社编的《马恩通信集》和《思想方法论》都收入了这封信的两个片段。我这里引用的译文和以上两书的文字有些出入，是参照原译者最近的校改稿斟酌改了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