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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版()
专栏：

赞吴晗同志的史德
张习孔
吴晗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长于明史，造诣极深，对于明代基本史实、基本制度、重要人物和明史的基本资料、工具书，都系统地进行过深入的探索，写出不少有分量的论文，如《明代的军兵》、《明初卫所制度的崩溃》、《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胡惟庸党案考》、《记〈明实录〉》、《明史小评》、《论海瑞》、《谈迁和〈国榷〉》等，受到史学界的称赞和重视。特别是他四次改写的《朱元璋传》，所付功力最大，应视为他攻研明史的代表作，是对历史科学的重大贡献。就其一生治学而论，“博通古今，治学谨严，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这十六个字，可以大体上概括出他作为一个史学家的风貌。
我国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他所作的《史通》一书中提出，作为一个好的史学家（良史），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清代学者、史评家章学诚基于“史所贵者义也”的观点，又进一步发挥了刘知几的“才、学、识”理论，提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什么是“史德”呢？章学诚解释说：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要求史学家能够客观地观察事物，如实地加以记载，不能凭私意进行褒贬。他认为，一个史学家如果没有追求真理的“心术”，纵然有才有学，所著的书也只能是“秽史、”“谤书”（《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当然，章学诚所说的“史德”，最根本的一条是不能违背“名教”，并没有超脱传统的封建道德的范畴。我们认为，史德，是指一个史学家应具有的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实事求是、忠于所事的优良品质。具体地说，在对待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要敢于秉笔直书，据实纪事，不掩恶，不虚美，还其本来面目，即使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避。可以说，这是我国进步史学家的一个优良传统。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董狐，齐国的南史氏，都是著名的例子。今天，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应当而且必须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吴晗同志可称得起是具有这种优良传统的当代良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1941年，吴晗同志在昆明西南联大任历史系教授，当时国民党设在重庆的“国立编译馆”约他写一部明史，明史是吴晗的专长，他答应了下来。可是，当吴晗同志写完该书的前四章共十余万字送去后，该馆的一些人看到书中有红军（元末农民起义军头上包裹一块红布，当时人称为红军，也有叫红巾军的）字样，竟要求吴晗同志把书中的“红军”一律改成“民军”（当时地主阶级组织的武装队伍），即可出版。把“红”改成“民”，这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因为这是根本违背历史的真实含义的，这样一改，恰好把两个敌对的军队颠倒过来，岂非天大笑话！吴晗同志当时的经济境况很困窘，夫人袁震长期卧床，很需要有些工资外的收入，弥补家庭生活。但他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历史学家，对于这种既无知又可笑的无理要求，不禁嗤之以鼻，表示极大蔑视。他用坚定的态度回答了国民党的官方出版机构：“我宁可不出书，这个字万不能改！”从此事可以看出，吴晗同志的道德情操是高尚的，宁可忍受生活上的极度贫困，也不肯以原则作交易。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三句话，吴晗同志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宁“左”勿右的邪风，主要表现在对待封建皇朝的体系，评价历史人物和处理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等问题上。当时有些人曲解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主张要写人民大众的历史，就不能不取消封建皇朝体系；对于帝王将相，该肯定的不敢肯定，不该否定的倒否定了；在处理古代的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上，要求历史服从今天的方针政策等等。吴晗同志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这是一种违反实事求是的学风”。“不从历史的具体实际研究出发，而只从今天的某些政策、方针出发，强迫历史实际服从今天的实际，是非科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学风。”他认为，“这个苗头是不对的，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学习集》第244、245页）他的正确主张，在当时“左”的邪风弥漫的情况下，曾受到不少人的非议，但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他的许多次报告和不少篇文章中，大声疾呼，毫不动摇，表现出他在探求真理上的科学态度和大无畏精神。
1959年，为了响应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提倡的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的请求下，吴晗同志以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破门而出，七易其稿，创作了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剧中歌颂了海瑞明辨是非、执法严明、不畏强权、刚直无私的好品质。广大观众为此剧的创作和演出欢呼鼓掌，称赞它是新编历史剧中的一朵鲜花。可是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剧本竟成了吴晗的一项“罪状”。1965年11月10日，反动文痞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姚文元恶毒地攻击《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是1961年社会上出现的阶级斗争（指单干风、翻案风）的一种反映。开始时，吴晗还认为这是一场学术争鸣，出于对党组织的信任，被迫写了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文章，对自己的剧作进行了如实的剖析。在文中，他坚持了自己的研究结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明确地肯定了海瑞在历史上的地位，同时引用了大量史实，驳斥了姚文元的不学无术和信口雌黄，显示了一个革命史学家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四人帮”一伙索性撕掉“学术讨论”的假面具，阴险恶毒地把《海瑞罢官》的写作动机诬蔑为“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妄图把吴晗一棍子打死。但是，即使在这样极端险恶的形势下，吴晗同志并没有屈服，他对女儿小彦说：“姚文元的文章连起码的史实都不顾，只要能活下去，我就要同姚文元清算！”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豪壮语言！姚文元本是专靠舞文弄墨、乱打闷棍起家的文痞，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历史，又怎么能谈得上尊重史实！吴晗同志的话，虽不免有些书生气，却代表了千千万万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对反革命势力的抗议！显示了一个真正唯物主义史学家具有的高尚情操和品德。
此外，我还认为，一个史学家的“史德”，也应表现在如何处理他所从事的工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吴晗同志是我国屈指可数的明史专家，他对明史的研究，早在青年时期就有了深厚的功底，以他的造诣和功力，是完全可以写出一些大部头的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来的。可是他却不惜时间，满腔热情地为人民群众普及历史知识奔走呼号，坚持不懈，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是什么思想在支配着他的这一行动呢？这是因为他具有一种时刻不忘提高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强烈愿望，也就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心术”。他说：“单有提高，没有普及，只是少数人提高了，大多数人还是一穷二白，这是不符合我们党和国家的要求的。”他希望“使人人懂得点自己的和别的国家的历史，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自己的前途，并通过历史的学习，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信心百倍地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洪流中去”。他把普及历史知识作为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之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大声疾呼：“为了我们的干部、工人、农民、士兵，也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有权利提出这个要求，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人民。”其中影响最大、用心最勤的是他以富有远见的精神主编了两种空前规模的历史丛书：一是《中国历史小丛书》，一是《外国历史小丛书》。在从1959年至1965年的七年时间里，《中国历史小丛书》出版了近一百五十种，《外国历史小丛书》出版了五十余种，受到各方面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好评。中央领导同志对此也给予关怀和重视。吴晗同志对历史知识普及化的工作，既显示了他作为史学家的远见卓识，也是他在“史德”方面的突出表现，从它的性质和意义上说，是非常值得重视并应该大力加以提倡的。
今逢吴晗同志诞生七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之际，我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回首前事，恭撰此文，聊抒我对这位才、学、识、德四长兼备的当代良史的衷心怀念和景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