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造了一种新的格局——访株洲电子研究所所长曹鼎新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他，创造了一种新的格局
——访株洲电子研究所所长曹鼎新
廖道维　邹云　陈雅妮
提起科研所，人们很容易想起幽雅的环境，安静的实验室，穿白大褂的科学家……然而，在株洲电子所，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接待室里，前来联系业务的用户川流不息，财会室里，正进行着各种科目的经济核算，而研究室，却难得见到几个科技人员，他们大多已经外出，办学习班或为用户安装、调试设备……总之，这里似乎超出了人们对科研单位传统的认识，完全是另外一种格式和布局。
研究所的主要决策人是所长曹鼎新，一位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同志。人虽过了半百，思想却是现代型的。我们专程访问他，和他共同探讨研究所这种新格局的由来和意义。
经营——架起通往经济建设的桥梁
去年十月，这个研究所曾被立为经济要案受到审查，其中主要缘由是所谓“非法经营，非法牟利”。有人说，执法机关也有他们的道理，本来么，你一个科研单位，怎么跑到流通领域里来了？
曹鼎新并不正面回答上述问题。他领我们去看一张地图。这是一张标明电子所的科研成果——CMC—80微型电脑用户分布的中国地图。处在祖国腹地的株洲电子所，有如一个强大的辐射源，那一条条连结用户的“射线”，通向全国除西藏和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它表明，不到两年时间，电子所的第一项科研成果已经在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省区推广应用。
曹鼎新就此发表看法，说：“如果按照过去的做法，样机研制成功，通过鉴定就万事大吉的话，CMC—80绝不可能这样快、这样广地在经济建设中应用。与其让一种新技术、新成果从样品、展品变成废品，不如直接以商品的形式与用户见面。依我看，经营是科研通向经济建设的桥梁；科研单位进入流通领域是一种进步！”
正因为此，曹鼎新特别看重经营，安排了将近百分之九十的科研人员，以有偿转让的方式，承接用户提出的CMC—80的应用项目，同时还配备了一个强有力的经营班子，由一名副所长挂帅，专门组织CMC—80中试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经营比科研更重要。他要求每个课题组长都要了解技术市场的行情，懂得经营之道，重视市场反馈和经济效益。有一个课题组长，几年来收集国内外有关厂家的产品目录，装了满满两书柜，问他哪一家微电脑产品或器件性能好，价格低，他能脱口而出。曹鼎新对此大加赞扬。
在整个经营活动中，曹鼎新最关心的是技术普及和技术服务。他认为，对于一个新技术、新成果，没有服务就没有市场。他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在全国主要的技术市场开办CMC—80技术培训班，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科研教学单位产生了信任感，两年来，CMC—80盛销不衰，去年电子所赢利七十多万元。
自主权——交给每个科技人员解放智力的钥匙“科研所的管理要体现智力劳动的特点。在这方面，我强调的是如何使科研人员更有效的自由发挥。”曹鼎新这样解释研究室常常出现的“空城计”。
在株洲电子所，科技人员最感兴趣的，就是所长下放给他们的工作自主权。从课题选择、人员组合到工作部署，经费使用，全部由课题组当家作主。科技人员说：这下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出不出成果就看我们自己啦！
曹鼎新说他曾经当过“总管婆婆”，那个苦呀，下面买个螺丝钉也要找他批。有一次他中风在家养病，探病兼谈工作者络绎不绝，弄得晚上都睡不上安稳觉。即使是这样累，管理上还是漏洞百出。曹鼎新终于悟出：这种统包统管的办法，就是培养雇佣思想的土壤。他决定把自主权一放到底，让科研所成为人人发挥聪明才智的“自由组合体”。
这真是实实在在的放权，连采购器件和贵重仪器的权都下到了课题组。
人们要问，这种“自由组合体”会不会乱套？他们的管理体制围绕自主权这个核心，还辅有一套严格的经济约束措施。每个科技人员必须受到两把尺子的衡量：合同条款的要求和项目的经济核算。前者对用户负责，后者对研究所负责。谁在这上面稍有松懈，就会在个人经济利益上受到惩罚：奖金在完成合同、扣除成本后，按一定比例提成，由课题组自行分配，不讲经济效益就将自食其果。
最近，曹鼎新正发动各个课题组提方案，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他将从中选优。“归根结底”，他说，“就是要力求更好地体现这一宗旨：让每个成员从精神上到事实上都成为事业的主人”。
信息——比金钱更重要的战略资源
在株洲电子所的财务帐上，有一笔令人费解的开支——每年要花费一两万元，贴补一份亏本的自办刊物。有时仅支付稿酬，一次就得拿出几千元。而且，只要是刊物急等用钱，所里的日常开支都得靠后。有一次——那是在研究所刚刚自立时，帐面上只剩下五千元钱，发工资还差一大截，曹鼎新大笔一挥，竟批了三千元作刊物印刷费！一个自负盈亏的研究所，为什么要背上赔钱办刊这样一个包袱呢？
说到这件事，曹鼎新竟显出一种自得的神情，他说：“这是我们电子所‘发家’的秘诀！”
时间追溯到1976年，电子所的草创时期，曹鼎新起用了一个对电子所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此人当时是街办工厂的一名二级工，只有高中文化水平，但自学了三门外语。曹鼎新看中他的外语水平，破格录用，并委以特殊使命：设法收集国内外有关电子计算机的技术情报资料，尽可能多地占有信息。这位颇有心计的二级工说：最快的办法是自办刊物，通过刊物交换，发展与外界的情报关系，开辟信息来源。
电子所的自办刊物《电子通讯》，就以这样的使命问世了。当时，国内电子类学术刊物寥若晨星，它很快引起了省内外同行的注意。一年不到，就为电子所赢得了几百个情报交换单位。加上从其他渠道购进的一些外文书刊，电子所建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情报资料室。
曹鼎新视这个情报资料室为电子所的宝库，先后配备了两名工程师、三名助理工程师从事情报研究工作。他自己也凭着相当不错的外文基础，常常在资料堆里流连忘返。就在这里，他和情报工作人员探到了世界新技术潮流的脉搏，并且预测：五年之后，我国将在微电脑上有一个大的发展，从而明确了主攻方向，使电子所在微电脑的开发上捷足先登。与此同时，《电子通讯》也正式定名为《微型电脑》，向全国发行。
信息优势，使电子所在技术上和学术上都处于有利的态势。1982年秋，全国微型电脑应用协会成立，株洲电子所以它与学术界的广泛联系，成为这个协会的筹备发起单位之一，而《微型电脑》，则赫然成为这个协会的会刊。
后来，因为人事变更，《微型电脑》被移交给一所大学主办。电子所的第三种自办刊物《微型电脑应用文摘》，又在曹鼎新的筹划下，编辑创刊了。这本专门为社会提供微型电脑应用信息的刊物一经问世，便受到社会的欢迎和支持，仅应聘担任文摘员的专家、教授，就有一百三十余名。
回顾这段历史，曹鼎新颇有感慨：“谁占有信息，谁才有希望在科研的奥林匹克中领先”。曹鼎新不惜重金搞信息，是在给电子所积累战略资本呢！
联合——为未来的信息产业奠基
在我们采访期间，株洲市的一个招待所，正汇集了十多名微型电脑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他们分别来自上海科技大学、重庆大学、西安电讯工程学院、北京铁道科学院等高等学府和科研单位。此番冒着酷暑前来，是参加株洲电子所召集的一个微电脑技术开发部的会议。
一个小小的地方研究所，何以有这样大的号召力？曹鼎新笑笑说：“其实，我们和这些单位的协作已经有三年了，因为是建立在互相支持、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大家就象一家人一样，关系亲密得很。”
这是在1982年，一些大、中城市纷纷成立“全国微型电脑应用协会”的分会，作为协会副理事长之一的曹鼎新，通过这些分会的活动，了解到一些高等院校还有大量富余的智力资源。于是，他选择了一些学术上有权威的、地域也适中的单位，派人去活动斡旋，争取他们在推广微型电脑技术方面与电子所联合。果然双方都有积极性。技术开发部就这样成立起来了。曹鼎新称之为“智力的联合”。这个联合以株洲电子所为总部，以分布在华东、华北、东北、西北、中南和西南各个地区的十四个开发部为联系点，形成一个松散的网络。CMC—80的二次开发、人员培训、技术咨询和维修服务等一整套业务，便通过这个网络延伸到全国各地、各个行业。
这个联合，在曹鼎新的网络上，只是一个“输出系统”。他的输入系统又是另一种性质的联合。1981年，电子所决定搞微电脑的研制，被批准从外贸进口有关技术资料和器件。但计划报上去后，久久不见回音。曹鼎新果断地舍弃这条渠道，派人直接到广州与港商谈判；同时利用特区对外开放的条件，联合广东一家无线电厂作为中介，很快就解决了引进技术和器件问题。几年来，这个包括工厂、港商在内的高效率的“输入联合”，一直是电子所可靠的后方。
因为经济自立，曹鼎新有了摆脱一些行政控制的尚方宝剑。但他这样到处“撒网”，仍免不了受到一些指责，诸如“失控”、“自成系统”罗，“南岳庙的菩萨显远不显近”罗，等等。按照传统的观念，电子所这样一个电子局所属的科级单位，确实应该服务于本地区、本行业的发展，在上级领导的统一部署下行事。但曹鼎新认为，一个科研所要求得发展，要面向全社会的经济建设，就必须冲破这种划地为牢的体制，寻求符合科研事业发展的新型的社会组合。
在技术开发部的会议上，曹鼎新作了一次颇有鼓动性的讲话：“新技术革命，越来越要求科研部门的联合，要求科研、生产、教育的联合。我提议，把开发部进一步发展为经济实体，成立一个‘华夏电脑技术开发中心’。”这个提议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份由与会代表联合起草的倡议书，很快飞向各个开发部的所在单位，飞向有关省、市的政府机关和科研管理部门。
曹鼎新扬扬手上的一份倡议书，兴奋地对记者说：“这，将是未来信息产业的雏形！”（附图片）
株洲市电子研究所所长曹鼎新（右三）在听取课题组关于微电脑开发应用项目设计方案的汇报。
王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