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门风光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南大门风光
陈残云
河畔飘起红旗
春雷震动着祖国的大地，深圳河畔飘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我离开香港，回到了新生的家乡。火车从深圳车站开出时，我探头瞭望一下“乐园”的旧迹，依然是蔓草丛生。
1950年冬天，我国封锁了深圳边界，我作为深圳地区的土改队长，参与了封锁。一条三十多公里长的水陆边界线，封住了行人自由往还的脚步，界线成了巩卫祖国南大门的长城。
土改的锣鼓声，和贫苦农民“土地还家”的欢笑声，震荡了深圳河南岸劳苦者的心声，有些人回到家乡，分到了土地，安居乐业搞生产。当时香港的劳苦大众，流干了血汗也不容易养儿育女，翻了身的家乡，却展现了一幅可爱的图景。五十年代，有较多的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回乡定居，就算遇上严重的经济困难，人们对未来的前景，依然具有无穷的希望，不愿往外逃。要逃的话是难于阻挡的，沿着漫长的边陲线都有“插花地”，许多人领有过境耕作的通行证，还有不少人出海挖?、捕鱼、捉虾，也有通行证，去了不回来就行了，谁也挡不住。因此边防的稳定和巩固，除依靠边防部队和民兵之外，还要靠群众的自觉，依靠正确的思想发动和爱民政策。
人们不会忘记，六十年代初期，曾出现过深圳车站的大混乱。省内各地无数人轻信了“自由来往”的谣言，涌向车站，涌往边界，象决堤的洪水一样，冲破了边防线，往外流。其后，进行了艰巨的工作，才使混乱的局面平静下来。虽然如此，深圳的农民和渔民，乘此混乱而外流的也不多。他们对未来的生活仍寄予期望。
十年动乱，许多人有幻灭感，觉得社会主义没有奔头，不可能改善生活，更谈不上富裕。而香港劳动者的生活，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与过去大不相同，它象磁铁一样的吸引着他们。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外流，边境上许多村庄的精壮男子走了，不走的也放软手脚，不愿耕种了。劝也劝不来，空头的政治工作并不灵验，田畦上一些熟了的稻子没人割，海上的生?没有人挖，许多土地荒废。边境地区的冷落情景，颇令人忧虑。
党中央的开放政策，象耀目的阳光，照亮了农民前进的路。深圳宣布为特区，干部和群众热烈欢迎。随之而来的是：允许社队对香港作小额贸易，允许农民自种的蔬菜、渔民捞到的鱼虾，越境销售，允许居民早出晚归的过境做工。跟着出现了“三来一补”，各大队都办起了加工厂、与港商合作挖鱼塘，合种蔬菜，又可自营商业和运输业。这一来，边境的农村显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鲜景象。人们积极的劳动，愉快的生活，谁也不会想到外流。
时间飞快的流逝。经过了几年的变化和发展，边境的面貌完全变了样。合作化初期，我曾经是宝安县委的副书记，在深圳边境线上的许多村庄，从蛇口到小渔村，到沙头角边界上的小石桥，都留下了我的脚印。现在这些脚印都被新的楼房盖住了。我当年认识的年青农民、年青的农村干部，许多人家里都建造了新式的楼房，添置了华贵的家具，和应有尽有的家用电器，比我们这一类作家阔气多了。他们的儿女，白天活跃在建设特区的战场上，晚上穿上时新的衣服走进夜校，有时又走进迪斯科舞场。人们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开放政策誉为富民政策，一点都不夸张。
许多外流香港的人都要求回来，但边界不是“没掩鸡笼”了，没有获得农民兄弟的准许，不能再落户。边界线的平静、安定和居民心境的舒畅，和边界对面的抢劫、争夺、以及人们心情的紧张，相比之下，显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况，因此它使离乡别井的人倾心的向往。
深圳小河的流水，静静地流，流过了车站外面的小桥，流过了富裕的渔民新村，拐了个小弯，流出大海去。温风吹动着河畔的红旗，是一个新兴的繁盛的世界，我很喜爱这个世界。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