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的新生——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旭旦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人文地理学的新生
——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旭旦
本报记者　颜世贵
1983年，中国地理学会正式成立了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李旭旦，被推选为主任委员。这个沉默了多年的学科开始活跃起来。
五十年前，还在中央大学读书的李旭旦，就与任美锷合译了法国地理学先驱白兰士的弟子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一书。这部被称为“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石”专著的出版，对于推动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有着较大的作用。尔后，他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归来，继续从事这门学科的探讨，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
人文地理学是一门以人地关系为研究核心的科学，它研究人地关系的分布、演化和发展规律，以及人地关系的地域系统。然而，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人文地理学这一名词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唯心论而打入冷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使李旭旦教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1980年1月，他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年会上，首先呼吁恢复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得到了大会的一致响应。接着，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的编辑会议上，他主动承担了人文地理分册主编的工作。不久前，教育部和中国地理学会在京举办人文地理学讲习班，他因病未能前去主持，但他高兴地寄去了两篇讲稿，请人代为宣讲。
这几年，李旭旦大量翻译国外的有关著作和撰写论文，介绍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及其发展趋向，组织并参加人文地理学的学术活动，为创立中国式的人文地理学和培养人文地理学的人才而刻苦努力。
他认为，在人类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作为人类生活环境的自然界，已成为社会化了的自然界，人化了的自然界。这是人类的伟大胜利。但是，在另一方面，人类和环境所处的关系却很不协调。他说，“人们对土地不适当的开垦，对草原过度的放牧及对森林的滥伐所造成的水土冲刷，引起了破坏生态平衡的恶果。不合理的灌溉所引起的土壤盐碱化，城市内出现的三废污染等，都是人类无视环境而受到的报复。如何协调人地关系，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已成为现代人文地理学者参加国家建设的新任务”。
而在现阶段，我国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又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研究的新课题，这些课题并非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所能包括。因而，开展以研究人地关系为主旨的人文地理学也已成为一种客观要求。
李旭旦强调，要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进行探索。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分析研究如何按自然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利用自然，把自然环境引向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物质文化水平的方向，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人口、城市和工农业的合理布局，研究在不同民族和文化区内的有关人文地理理论问题等，无疑对促进我国四化建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摆在我国地理学者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年逾古稀的李旭旦为了推进人文地理学这门学科的建设，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正在积极筹建研究机构和研究班。他告诉记者：“要做的事很多，但目前第一位的是培养人才。”
李旭旦教授访问日本东都大学时，为学校题词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