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应该叫你什么呢？——北京昌平县四合庄见闻录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春潮曲

农民，应该叫你什么呢？
——北京昌平县四合庄见闻录
王颖
农民这个名词，千百年来似乎没有变更过它的内涵。这概念凝固在辞海上：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米莱的名画《倚锄的农夫》，是表现被非人的劳动所煎迫的农民，在难耐的时机，求得片刻之喘息的。而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则刻画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老农……农民的形象，在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并不乏见。
但是，在北京昌平县四合庄三天的参观采访，却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过去浩如烟海的文艺作品中，难以找出真实反映象四合庄那样的农民生活和农民形象的作品来，我发现了文学艺术的贫乏。
执掌着四合庄“乾坤”的夫妻——大队长陈万华和二队队长张玉敏告诉我，他们已经成立了“四合庄农工商总公司”，陈万华荣任了总公司经理，张玉敏被选为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原来提前十七年进入“小康”生活水平，去年人均收入达到一千六百二十一元的只是二队，他俩把一个愿望在几天之内付诸实施，要拉起一队和三队一齐进入“小康”生活。千百年来或者说建国三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们竟要在一年里实现，那气魄、那步伐、那变化，是不是有些过于大了？使我连感叹都没有充裕的时间！
坐在这对“万元户”夫妇的会客室里，我确实有一种一时不知置身何处的感觉。这间会客室足有三十来平方米，棕红色的五个人造革沙发围了大半圈，靠南的一侧是一张办公桌，桌上安一部电话机。还有录音机、大镜框里的装饰画……再看院落，喷水养鱼池，两台日本铃木的摩托车……让人羡慕不已。只有那个圆形的水泥坑厕所，和院外的粪堆，还保留着往昔的土气儿。
在夫妻俩侃侃而谈中，我越来越相信：这不再是1958年，那个浮夸风越刮越猛的年代了。他们手头已经有了六个工厂，二百万元的积累，即将上马的还有一个铸造厂和食品添加剂工厂。他们采取以工补农、以副补农的办法，仅用总劳力的10％抓农业生产。其余劳力，全部投入工业和商品的生产。……有周密的规划，严格的奖惩制度，更有极大的气魄和投向未来的眼光，陈万华不愧是一个既有经济实力又有业务能力的“总经理”。
因此，当他在会客室里大展宏图，说他想从国外引进五十头奶牛，准备开办奶牛场时，我毫不怀疑地相信了。
更让我听了大为振奋的是，这对夫妻，简直成了外交干才。张玉敏就曾在最近，穿着一套天蓝色的西服，走进了友谊宾馆，和妇产科医院的张颖杰、北京立体交叉桥设计者之一黄顺喜，去会见国际妇联组织的三十余位专家，回答了她们提出的林林总总的中国妇女问题。而在这半月前，陈万华就坐在这间会客室里，接受过阿原夫人和从台湾来的三位客人的来访……
“请吧！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工厂。”陈万华一个漂亮的邀请姿势，把我们从对他叙述的遐想中惊醒过来。
院门外，停着一辆新买来的还没有上牌照的北京吉普，他让我们坐上去，自己开车。
“明年”，陈万华一边转动方向盘，让小车在村中的“盘陀路”上七拐八弯地转，一边讲着他的设想：“我们准备花三万块钱买一台电脑。”
“如果有一个闭路电视，你坐在办公室里就可以指挥各个工厂、农场了。”我在后座上开着玩笑。
“不是没有这个打算，不知到哪儿去买？得花多少钱？”
在这摇晃的吉普车上，我的那些凝固了的概念也在摇晃。一个最表面也最深刻的问题缠绕着我，使我一下子做不出解答：象陈万华、张玉敏这样的新型农民，应当叫他们为农民企业家吧？……他们的谈吐里再不是忧虑一年的收成、青黄不接时的口粮，而是充满了知识、信心，三言两语里你就能找出几个“办工厂”、“做生意”、“信息”、“市场供求”等等新的字眼。我们的农民变了，变得太快，太迅速，连我们这些与农民没少打过交道的人也差点不认识他们了。
陈万华在这个大队里还不是最富的，最富的恐怕要数陈万利了。这个农民，在1979年的春节，还只能吃窝窝头蘸肉汤，住着两间王国福式的长工屋，连炕席也没有一条，如今银行里有三万块钱的存款。大部分的人是大把挣钱，大把花钱。保温瓦厂厂长陈万民，去年个人收入六千来块，他爱人寇连兰是一员能干的“女将”，负责推销保温瓦，一年的推销额为二十七万，按比例提成，她净得一万七千元，两人收入加一块是两万三，这笔钱怎么花呢？陈万民一下子买了三辆日产摩托，每辆都在两千元以上。
“你那电视机怎么还是十二英寸的呢？”我问。
“想换个二十英寸带彩的，不好买。我还想到全国去周游一趟，顶多花二三千块钱吧，哎，就是工作太忙，走不开！”
陈万民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反映了农民迅速富裕起来产生的新需要：“就象是一个水池，水龙头哗哗地流，也需要下水道通畅，不然就要漫水。农民高收入，也需要高消费，这样才能刺激发展商品生产积极性，可是电视机、电冰箱，好的都买不到，有钱没地方花……”
他在向城市和工业生产发出质询来了，他伸出一张大手，在向城市索取。这，是不是在向城市发起冲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