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言、成语及其他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格言、成语及其他
黄裳
我曾在本报八版不指名地对冯英子同志的杂文《四乐颂》提了点意见，不久就读到了作者的反批评。经过仔细思索，依旧觉得将“知足常乐”这句古老格言推荐给今天的读者并不是最妥当的。反批评提供了文章的写作背景与意图，并进一步阐明、强调了他的主张。这就更加值得感谢。“知足常乐”作为一种人生观或哲学概念，直到今天还有很大的市场与潜势力。不少人下意识地在言行中流露着它的影响而不自觉；还有的嘴里不说，只在暗地里忠实奉行。这也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认真讨论机会的原因。这是一面罩在人们头上的巨大无形的暗网，它那千丝万缕、粗粗细细、斩不断理还乱的思想根株牵系、束缚着千千万万人的心灵和手脚。现在能提供一个讨论的机会，实在应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冯英子同志说，他的短文《四乐颂》发表在《中国老年》上，是为一些“不知足”的退休、离休老干部而发的。我们当然应该相信并尊重作者的声明，但也应该指出，一篇文章的作用与影响并不会因此而受到规定与制约。同时，即使是出于善良愿望的建议与劝告也不能保证必然是一服对症的良药。
“你老年纪很不小了，地位、待遇也满不坏，大可享享清福，何必那么想不开，为这个那个争得面红耳赤，弄得丑态毕露呢？”
这种和事佬态度与和稀泥方法，照我看八成是无效的。姑不论说服手段取境不高，其致命的缺陷正在于用黄老哲学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恶性膨胀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其无效与失败简直是必然的。用“戒之在得”进行说教的终极目的，不过是企图把这些“不知足”的人“提高”为抱着既得利益、过太平好日子，精神空虚的庸人而已。这和人们常说的保持晚节，继续革命，发挥余热显然并不是一码事。在我看，只有设法引导人们将目光从眼皮底下转向更广阔、远大的天地，才是一种看似迂远实却有效的方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胸怀是可以通过解放思想的途径取得的，在有长久革命斗争历史的老同志来说，应该还是易于奏效的。有了这样的胸怀，个人主义可能就不攻自破了。我们应该“爱人以德”，却不可不负责任地“爱人以姑息”。谁说古人留下的格言都是要不得的呢？这两句话就说得实在好。
冯英子同志还提到鲁迅先生的杂文《安贫乐道法》，认为
“历史条件”不同了，文中的“定义”与“解释”也应该有所不同。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那意思不过是说，鲁迅的文章已经过时了。这“过时论”的理由有两条：写作的时间已过去了半个世纪；现在统治着中国的，已不是“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下面还有很长一节话，其实是第二条理由的引申）。我看，讨论思想问题，是不宜用这种简单方法的。凭这两条理由，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宣布，一切过去的思想文化传统、积累通通过时，当然“格言”也不是例外。马克思的著作写于一个世纪以前，当时的统治者也多已灰飞烟灭，但我们却不说马克思的著作已经过时。一种文献、一种思想材料，只要它所讨论涉及的事物的思想本质依旧活着，那么它就依旧有生命力、有现实意义，也就是没有“过时”。这就是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依旧有反封建任务的理由。
记得鲁迅还曾将旧社会几千年来的治乱归结为作稳了奴隶与求为奴隶而不可得两种局面的交替。如果换一种表述方法，我想这也可以看作“知足常乐”的“理想”能否实现两种局面的更迭。今天看来，这种局面确已结束了，奴隶也早已在我们这里消亡，但先生所启示的更为深刻的思想根源的残余形态，实在还并未绝迹，可能还会更长久地存留下去。如果这也是一种惰性的话，那无疑正是今天拖住时代前进后腿的东西。
我曾经表示过这样的愿望，不要随心所欲地在文字中罗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材料并加以任意的发挥，但在冯英子同志那里却得不到理解与反应。他还是随手开出了一大串名人和名言，提出了一堆重大科研课题。这都不是一篇短文能够加以讨论的。其中较为切题同时又是“知足常乐”的派生物的是“安贫乐道”，指定的代表人物是颜渊，孔子的大弟子。他死得早，传记材料又不足，但这位“安贫”的模范学者似乎并不反对先生的为了“行道”而周游天下。这是有《论语》为证的，“子（孔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可见在他们看来，行藏并不是两种孤立的生活态度。它们是有联系，可转化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把颜渊打扮成一个高高兴兴关起门来为研究而研究的学者，只能是一种曲解。他如不早死，总有一天要走出陋巷的。这样一来，什么“安贫乐道”就会没有着落了。这样“理想”的人物，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不值得称赞的。因为与社会不发生任何联系的“研究”工作，是没有用也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诸葛亮的情形也一样。冯英子同志说他主张“澹泊”，我看就是上了过去论客的当。诸葛亮如真的“澹泊”，视世事如浮云，他的隆中三策就写不出来；如写出而不在社会上实践一番，也终于只能是一张废纸。人民爱重诸葛亮，是看到他走出茅庐以后的功业，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的缘故，并不是为了他的“澹泊”。一旦中了《高士传》、《隐逸传》以至《三国演义》之类读物的宣传影响，看问题的方法与对人物的赏誉就总是和常人不一样。
据说是“靠‘采菊’为生”的陶潜，竟也写出了“激昂的诗句”，说明了什么呢？不正是说明诗人有着复杂的内心世界，并不一天到晚悠悠然，并不始终如一地“安贫乐道”么？在这一连串人物与事实中，哪些只是表面现象，哪些才是事物的本质呢？归根结底，“知足常乐”除了这“一点”精髓之外，“其余”还剩下了什么呢？
在中国历史上，确有打着道教旗帜起义的人物，如张角等。但这并不能证明道教的教义中孕蓄着怎样的革命性，甚至他们“信奉”的到底是怎样的“道教”也难说得很。这也是个重大的科研课题，我并无研究，没有插嘴的余地，也不敢看一眼旗号就作出结论。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知足常乐”是否因历史发展与条件变化而有了新的“定义”与生命，我看不出。它只能依旧是一种极为深沉、凝炼的个人主义，有着不可低估的危害性与腐蚀性，只能使受害者成为目光短浅、得过且过、情操卑下、丧失了进取心、无所作为的庸人。如果中国人民都换上一副
“知足常乐”的“脊梁”，那后果将是什么呢？恐怕谁也不能无动于衷地安心等着看那事实。
198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