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社党·青年党介绍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参考资料

　　民社党·青年党介绍
民社党
“民主社会党”是由“国家社会党”与华侨中的“民主宪政党”合组而成。这两党的前身都是满清时候的保皇党。保皇党是清末戊戍政变时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他们与孙中山的革命的同盟会是一向处于敌对地位的。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就一直主张保皇；虽然这种主张在张勋复辟不成后已告失败，但康有为的党羽在海外却一直反对革命，直到蒋介石的南京反动政权建立以后，他们在海外才组成“民主宪政党”，这就是现在加入蒋政府的“国府委员”伍宪子及“行政院政务委员”李大明所领导的党。与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则“保皇”不成变而为“保袁”，组织“民主党”，后成“研究系”，帮助袁世凯反对孙中山，镇压革命，解散国会。但等到袁世凯走得太远要实行帝制时，梁启超却认为“不是时候”，又转而拥护岑春煊讨袁，接着则又拥护段祺瑞反对孙中山，主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又不断参与北洋军阀的混战。这就是研究系为反动军阀帮凶的历史。民社党今日的“领袖”张君劢（原名张嘉森，为张嘉林的胞兄）及他的不少同党，当时都是追随研究系梁启超的。现在则继续了梁启超的传统，在“保皇”“保袁”“保段”之后，又来保蒋。与张君劢同党的汤住心（就是汤芗铭）是研究系汤化龙的弟弟，是袁世凯时代的湖南督军，被湖南人民称之为“汤屠户”的。抗战时期，汤住心在北平做了汉奸，与在上海、南京领汪精卫政府的津贴的曾琦，成为民社、青年两党遥遥相对的南北二汉奸。应该记着：当去年重庆新华日报宣布汤为汉奸时，蒋介石的中央日报却说他是“抗敌不屈”，张君劢亦曾为他狡辩过。可是北平人民没有不知道汤芗铭是个大汉奸的。这次代表民社党加入蒋政府为“国府委员”的戢翼翘，更是人所共知的北洋军阀奉系余孽。他是什么时候和研究系（或国社党）发生了关系，无人得知。但他现在居然一跃而为民社党的组织部长，并且成为“国府委员”，这真要使那些尚未死掉的北洋军阀余孽自愧不如，也无怪没有得到“府委”的另一军阀余孽汤芗铭要与张君劢火并了。
张君劢除了集合海外保皇党、国内研究系和汉奸军阀外，还有在他左右不离的两个集团：一个是家属集团，即他的兄弟姐妹亲戚，这是推动他拥蒋的一群蒋家官吏；另一个是徒弟集团，代表人物为他的徒弟蒋匀田，一心一意要过官瘾。所以民社党只是一个保皇党、汉奸、军阀、家属、徒弟的集团，恰恰也是中国封建士大夫中最腐朽的一群。他既没有广大的社会基础，又不能代表任何真正自由主义的思想，连民社党内张君劢的反对派也公开指责张为一个反自由主义的独裁者。他们之所以如此急于参加反动的蒋政府，无非是看到自己阶级的日趋没落，想以“保蒋”来支撑一番。但其结果将与当年保皇党、研究系之“保皇”“保袁”“保段”一样得到同样悲惨的下场。（新华社陕北二十九日电）
青年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由于感到民族的危亡，遂发生了两种情形：一种是认识了人民力量伟大，从事革命运动以求民族的解放；另一种则是承袭了封建买办传统与剥削思想，梦想在废墟上维持其权威的统治，结果只有走上反动卖国的途径。前一种是中共及进步分子大多数人所走的道路，后一种就是青年党极少数人所走的道路。所以不管中国青年党的领导者怎样夸耀他们也出身于“五四”运动，也曾参加过爱国运动，但当他们一开始组党时，即与中国的进步分子走了相反的道路。青年党的纲领与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但他们所抗的“强权”，不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待我之苏联；他们要除的“国贼”，不是当时危害中国卖国残民的北洋军阀，而是领导当时国共合作的孙中山及共产党。他们称颂反革命的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孙中山在其革命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上所指斥的国家主义派就是他们。他们的党魁曾琦，在法国时写过这样两句诗：“克雷蒙梭是吾师，朴恩凯莱更不疑。”克雷蒙梭与朴恩凯莱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十足代表其军国主义的思想。他更特别称赞“青年土耳其党”的反共成绩，所以该党的外文名字原来就是“青年中国党”。当时在法国的曾琦、李璜、何鲁之之徒，每当华侨群众集会时，总是大摆其绅士臭架子，不屑与中国工人及贫苦学生为伍；与当时在法国的贫困组织，恰成为两个阶级的显明对垒。曾琦等回国与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办“醒狮”报时，公开站在陈炯明、赵恒惕反革命“联省自治”方面，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成为当时青年群众所最反对的反动集团，大家都呼他们为“狮子狗”。从此以后，青年党就一直依附于各地军阀。不论北方的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孙传芳，或是南方的陈炯明、刘湘等等，他们都投身投靠过。“五卅”运动的时候，他们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公开走狗。在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之后，他们又采取两面政策，一面以曾琦等留在北方专门勾结反蒋的军阀，另一方面左舜生却在南京充当蒋系政治学校的教官。所以，抗战后左舜生在重庆高谈“抗战”，而曾琦则跑到上海、南京去作汉奸，与梁鸿志诗酒唱和，想在汪精卫那里谋得一官半职。后来左舜生在重庆高谈“反蒋独裁”，而李璜又在四川领取国民党政府的津贴；甚至左舜生本人在同一时期也领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特费”。由此可见他们的这种两面政策是以反动为主，以私人利害为依归的。当张学良部下的某青年党员揭发青年党勾结日寇时，曾琦等的党羽便立即加以暗杀。当国民党极力分化民主同盟时，曾琦、左舜生便首先领取津贴，出卖民盟。
青年党这种卖友求荣、卖国媚外的卑鄙行为，是有其思想根源的。他们在近百年的历史人物中，一向是崇拜曾国藩、李鸿章、梁启超，而鄙薄革命党人的，左舜生特别称赞李鸿章的卖国外交。在参政会中，左舜生曾赞成汪精卫的“和平”主张。而现在为左舜生所主持的《中华时报》，更公开主张亲美帝国主义。青年党中委而现为蒋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的常燕生，在该党成都机关报《新中国日报》上写文章，主张中国女人应该去做吉普女郎，以便吸收外国血统，据说这样可以“强种强国”，其无耻的程度真是令人咋舌。
这一群反动的知识分子、汉奸、小官僚集团，其历史从头到尾都是丑恶无耻的。青年党在整批的卖给国民党后，便出现了另一个青年党的中央委员会；这个新中央委员会的人物，自己承认曾奉曾（琦）左（舜生）李（璜）之命，参加过汪精卫的伪政府。这批新中央委员会的人物其背后是由国民党的“复兴系”支持着的；而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则由“ＣＣ”及“政学系”支持着。两个青年党的斗争，同时又反映着“ＣＣ”与“复兴”的斗争。青年党的这种丑态，与民社党中汤芗铭派之反对张君劢派可谓一模一样。
（新华社陕北三十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