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和出版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列宁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和出版
张惠卿
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列宁著作就在我国开始传播，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革命的信息、信念和希望，更重要的是给我国人民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和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六十多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指引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早在1919年，在北京创刊的《解放与改造》和《新中国》杂志上，就先后刊载了列宁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这是我国最早发表的列宁著作。以后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先后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翻译、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共发表了《伟大的创举》、《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等列宁著作十多种。
1921年7月党成立以后，中央领导机关就着手加强列宁著作的编译和出版工作。1921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该社成立以后就确定出版《列宁全书》，包括《帝国主义论》、《“左派”幼稚病》、《论策略书》等十四种列宁著作。
1923年11月，党又在上海成立了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并以上海书店为中心，在全国各地建立传播马列著作和革命书报的发行网。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的噩耗传来以后，中国人民极为悲痛。全国许多城市都举行了追悼纪念活动，印发列宁的照片和传略，编印纪念特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发表了题为《悼列宁》的专文。北京“国民追悼列宁大会”发行的《列宁纪念册》中，刊载了《论粮食税》的全译文。此后，在广州出版的《新青年》季刊上，还集中发表了列宁五篇有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文章。上海的《东方杂志》、《民国日报》等也发表了《论合作制》、《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等译文。中国人民纪念这位伟大革命导师的活动，形成了对列宁主义的广泛宣传。
据约略统计，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共发表了列宁著作三十多种。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时期，列宁著作的出版和传播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我国革命的文化出版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仍然坚持翻译和出版列宁的著作。为了摆脱敌人的检查，有时故意把列宁的名字改为“伊里基”，有时将书的封面加以伪装，并不断变更出版社的名称。
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和政府十分重视列宁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尽管战斗频仍，物质条件十分艰难，仍然翻译或翻印了多种列宁著作，出版过《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并在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过《革命军队的任务》、《游击战争》、《论国家》等多篇列宁著作的译文。
因此，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中央苏区和国统区出版和发表的列宁著作仍然达到三十七八种之多。
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纪念日，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马列学院，在其中成立了马列著作的编译部，抽调一些同志专门从事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机构。不久，党中央又在延安建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统一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开始用“解放社”的名义出版马列著作，出版过多卷本的《列宁选集》。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沦陷区，地下党领导的一些进步翻译家和出版工作者，不顾敌人的查禁和迫害，坚持用各种形式传播和出版马列著作。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以及其他一些进步出版单位和报刊，先后出版和发表过将近五十种列宁著作。
解放战争时期，在广大的解放区，列宁著作出版较多；在国统区，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也大量秘密刊印传播列宁的著作。当时莫斯科的外国工人出版社和后来的外国文书籍出版社，曾经翻译出版过大量的列宁著作中译本传入我国，起了很大作用。
由此可见，在解放前这三十年间，列宁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从未间断过。尽管如此，但总是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出版工作比较零星分散，不可能有计划地把列宁的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遗产全部介绍过来。这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可能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版部门以“解放社”的名义重印了一批列宁著作，其中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等。这些译本大多是在解放前翻译出版过的，这次重印前都经过原译者重新校订。同时又发行了一批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的列宁著作中文本，其中有《列宁文选》两卷集、《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文集，以及《论粮食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十多种单行本。在这个期间，三联书店以及上海、北京、东北一些书店和出版单位还陆续出版了十多种列宁著作的单行本。
1950年12月，作为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社成立，列宁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开始有了集中统一的规划。一方面把过去的译本重新校订后统一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一方面组织翻译新的译本。
1953年1月，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了，从此马恩列斯著作得以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中央编译局的主要任务是在保证译文质量的前提下，加快三大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工作，使这几部卷帙浩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巨著早日问世。《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就是经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编译局成立以后不久完成的一项重大工程。
《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是根据斯大林时代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辑的《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1941年到1951年出版）译出的。俄文第四版共三十五卷，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又补出了五卷，后来又陆续出了五卷，共四十五卷。但这后十卷都只能算是第四版的补卷。
《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在1955年开始出版第一卷，1956年出版两卷，1957年出版四卷，三年内一共出了七卷。到了1958年大大加快了出版进度，这一年出版了九卷。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1959年又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出版了二十二卷，把苏联当时已经出版的三十八卷全集统统出齐了。
1960年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中央编译局编辑了四卷本的《列宁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一些专业性的出版社还出版了好几种列宁的专题论集，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列宁论国民教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列宁论工会》、《列宁论劳动》，法律出版社出版了《列宁论国家和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列宁论青年》等等。
1963年5月，中央宣传部选定供干部阅读的马列著作三十本，由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其中列宁著作就有十一本，印了大字本等多种版本。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就被迫停止了。直到1970年，毛主席提出干部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提出学习马列的六本书以后，中断了四年的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才开始恢复。这六本书中就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当时得以大量印行。
1971年4月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周总理特别指出要重视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并在会议文件上两次纠正了这几年来一直沿用的“毛主席著作、马恩列斯著作”这种提法，改为“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周总理同时提出要立即重编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和《列宁选集》四卷本，还专门指示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机构不能变动，从而把编译局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从1972年开始，重编出版了译文经过重新校订的四卷本《列宁选集》，组织重印了三十九卷《列宁全集》，并且大量印行了一批列宁重要著作的单行本。
1975年，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又共同规划、组织了《列宁文稿》的翻译出版工作。《列宁文稿》是一项巨大的补遗工作，即把列宁的全部著作文献，凡是三十九卷中文版《列宁全集》中没有收入的，全部补齐，计划出版十七卷。现在前十卷已经出版，这十卷把《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没有收进而俄文第五版收进的这部分补全了。后七卷则是包括俄文第五版未收而收在苏联出版的《列宁文集》俄文版中的全部文献，大多是属于“准备材料”性质，如草稿、提纲、要点、札记、评注，以及一些国务活动文件，如电报、命令、便条、批示、谈话记录等等，这些文献虽不太重要，但从中可以看出列宁当时的某些思想脉络。这七卷目前也已全部译出，正在排印中。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列宁著作的翻译与出版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以上这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正在进行着一项更为巨大的工程，那就是经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编译局负责编辑一部文献丰富、资料充实、译文更为准确并比较适合中国读者需要的六十卷《列宁全集》新版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富有中国版特色的巨著，已经开始和读者见面了，预计到1990年出齐。新版《列宁全集》的问世，标志着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在编译出版工作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自从我国发表列宁的第一部著作起，已经过去六十五个年头了。今天我们来回顾列宁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情况，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翻译和出版列宁著作的情况，可以清楚地说明，我们的党从建党开始一直到现在，不论在战争环境还是在和平环境，也不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都坚持不渝地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列宁的光辉著作和丰富思想理论遗产，始终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