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好的祝愿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人物专访

友好的祝愿
本报记者　陈忆村
罗慕洛先生是我国人民熟悉的一位菲律宾政治家，半个多世纪来，他经历了无数重大事件，目睹了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为建立和发展中菲友好关系作出过贡献。最近，他正在纽约治病。借此机会，记者前往他的住所——豪华的华尔道夫旅馆访问了他。
罗慕洛先生已八十五岁高龄了，虽在病中，但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吐幽默、风趣。记者刚坐下还未及发言，他就怀着友好情谊，滔滔不绝地谈起将近三十年前的往事，谈起他结识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经过。
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罗慕洛先生第一次与周总理见面。他说：“我非常怀念和尊敬周恩来，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和作出的重要贡献，使万隆会议取得了成功。我在后来写的《万隆会议的意义》一书中，就介绍和评价了周恩来对万隆会议的贡献。”
罗慕洛先生边谈边追忆起近三十年前的往事。是的，对战后世界历史进程产生积极、深远影响的万隆亚非会议的召开，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帝国主义势力为了使会议归于失败，竭力进行挑拨和破坏。有些与会代表，或因对新中国抱有偏见，或因不明真相，或受挑拨，曾对我国进行过指责或攻击。但周总理以大局为重，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以理服人，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罗慕洛先生赞扬周总理的政治家风度。他说：“周恩来从不随便讲话。在他听了我在会上反对共产主义的发言以后，他对我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愿意在会场外和你讨论你所攻击的共产主义。’接着，他邀请我去他住处作客，我们广泛地讨论了国际问题。我很钦佩他的见解。”“我发现周恩来不仅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是世界上罕见的伟大的政治家。后来我们又一次在一起讨论了会议准备发表的最后公报的草稿。开始时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发生分歧，经过讨论，我们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举行万隆会议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却从那时起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谈到中菲友谊，罗慕洛流露出喜悦之情，兴致勃勃地叙述了1975年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商谈中菲建交的情况。当时周总理正在病中，他在医院里接见罗慕洛时说，已经委托他所充分信任的邓小平与他会谈。接着，罗慕洛与邓小平举行了三次会谈。邓小平对国际问题的真知灼见，对复杂形势的精辟分析，以及对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关切，给菲律宾朋友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罗慕洛说：“从此我密切地注视着邓小平的政治活动，研究了他的历史，他是那样诚实和有勇气，一步一步地朝前走。我认为，他已为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罗慕洛特别提到邓小平访美时所坚持的“对等原则”。他认为“这是同西方打交道的最好办法”。他说：“根据我的观察，我认为，邓小平是当今世界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卓越而有才能的政治家之一。他在这个历史时期成为中国的领袖，是中国的幸运。”罗慕洛表示相信，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香港问题将会得到圆满解决，从而有利于亚洲地区的和平。
罗慕洛满腔热情地说：“我对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寄予极大希望。这个任务虽然长期而艰巨，但你们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一定能达到目的。你们在奥运会所创造的纪录，反映了中国的高度文明和人民的智慧，也向世界表明中国正处在复兴和发展的时期。”他深情地对记者说：“我很高兴与你见面。我谈了你们的国家，谈了你们的领导人。请让中国人民知道，这就是一位菲律宾政治家对中国的看法。”
罗慕洛先生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世界名人录》中称他为“作家、教育家、外交家和政治家”。他当过大学校长、教授和政府部长，但更长时间是从事外交工作。1945至1954年间，他担任了十年菲律宾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参与起草了联合国宪章。从1969年到今年1月，他连续担任外交部长十五年。
罗慕洛对裁军谈判未能取得进展，世界正受到核战争的威胁表示担忧。他认为联合国机构软弱无力，应当加强它的职能，使它更好地维护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宗旨。当记者问他今年1月退休后去做些什么事情时，他愉快而爽朗地说：“我已出版了十八部书，现正在赶写另外三部：《联合国内幕》、《菲律宾的前途》和《菲美关系》。”他说，为了写书，他有时一天工作十二小时。虽然谈兴正浓，但为了不致影响他的休息，记者只好在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之后告辞了。（附图片）
罗慕洛在联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