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他们为什么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本报记者　熊永年
从有位党员发出第一封揭发信，到北京市委组织力量查处，原北京市电器公司一些领导人违法乱纪、打击报复一案，拖了两年零九个月之久。这期间，有关领导机关曾多次派人到公司调查，但那些犯错误的领导人非但不改弦易辙，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一）
北京市电器公司一些主要领导人以权谋私，明目张胆地违反财经纪律，以各种名义用公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违反规定，超量购买小汽车；在1980年公司机关的调资工作中严重违反政策，他们弄虚作假，擅自扩大调资面；他们严重侵犯群众利益，侵占公司所属电力电容器厂职工的住房。
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在《准则》公布之后，不少是在上级派人检查之后发生的。他们不仅如此胡作非为，而且蛮横地对批评者打击报复。
朱利原来是公司机关专职党支部书记，担任1980年机关调资领导小组副组长。由于她向主持调资工作的公司领导人宋学良、常治国反映了群众对调资工作的意见，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宋、常连升三级。宋、常等人就操纵党委作出决定，撤消了机关调资领导小组，继而免去了朱利支部书记的职务。
从1980年9月开始，朱利给领导机关写信揭发宋学良、常治国等人的问题。宋、常等多次散布流言蜚语，把朱利当作“不安定因素”来诽谤打击。他们强行调朱利去电工材料厂，把她的组织关系先转走，对市纪委“暂不要调动朱利的工作”的意见置若罔闻，接连对朱施加压力，催逼她去工厂报到。为了坚持把朱调走，他们曾搞了一个诬蔑中伤朱利的报告送市机械局党组。强行调朱工作被纠正后，他们又要她离休，由于市纪委的干预才未得逞。
公司财务科长周根法，对宋学良等违反财经纪律有所抵制，并且向调查组和中纪委等领导机关揭发了他们的问题。宋学良和常治国抓住已经处理过的周根法的错误，加以歪曲夸大多次当众渲染。在“整顿”公司机关期间，也把周作为“不安定因素”来打击。
技术科副科长兼机关党支部副书记张庆泰，支持朱利、周根法同志的正确行动，并向市联合调查组反映了电器公司的许多情况。去年2月，宋学良等人通过党委决定调张到第三开关厂，在不到20天内，连续找张谈话六次。张提了意见，并向上级作了反映。市经委科技干部处提出：“暂不要调动”。公司领导不听，强行下了调令。
1983年3月工人日报刊登来信批评这个公司领导在购置小汽车问题上的错误后，宋、常等人竟以党委的名义搞了个歪曲事实的报告，公然指责报社编辑人员“继续十年动乱时期的做法”，要报社更正，并多次当众散布对报社和揭发人的不满情绪。
（二）
从1980年10月到1981年下半年，市有关领导部门先后三次派人查处电器公司的问题。宋、常等人满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继续以权谋私，对揭发者打击报复。他们说假话，掩盖错误，而且公然对抗上级的检查，诬告市联合调查组“以有罪整了无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现象呢？这与原机械局党组书记郅文林同志有直接关系。
1982年2月，郅文林在局党组会上说：“电器公司的案子，我一开始就回避，因为我参加过公司的宴会。”事情真是这样简单吗？不，郅文林不仅参加过电器公司的大吃大喝，而且还对宋、常等人一再纵容和庇护。
1981年1月，郅文林有病，宋学良等到郅家探视。宋对郅说：公司机关有些人闹事，朱利、周根法老告状，工作不好干。郅文林听了，不是要求公司领导干部正确对待批评，反而提出：公司机关太乱，要抓紧整顿，不抓要出事。于是，宋学良等便按照郅的指示“整顿机关”，打击揭发人。郅文林还公开出面为宋、常等人撑腰。例如，1981年6月，在上级对公司的问题进行了两次检查之后，郅文林竟然在电器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上讲：“公司成绩是主要的”，“有人吹冷风，成绩看不见，缺点他借题发挥……”
由于郅文林采取这种错误态度，他对电器公司的问题拖延不作处理，就不奇怪了。1981年3月，市经委责成机械局对电器公司违反财经纪律、违反调资政策等问题尽快组织力量查清上报。4月底，机械局调查组调查结束，几次要求汇报，郅文林拖了一个多月，才召开党组会，而结果只是避重就轻地处理了一些问题，而对情节严重、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却未追究。
1981年下半年，由市纪委等七个单位组成的市联合调查组，对电器公司的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调查，基本查清了事实，并提出了处理意见。按说，电器公司的问题可以得到正确处理了吧！可事实并非如此。这次调查结束时，市纪委、市经委领导同志责成机械局党组在1981年12月10日以前提出处理意见。郅文林迟迟不召开党组会讨论，讨论了也不汇报。他不顾市有关领导部门一再催促，拖了一年半之久，始终没有把处理意见提出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市联合调查结束后，郅文林在1982年5月曾亲自带领干部对电器公司的问题进行了所谓的“调查”。他不查对朱利的打击报复，却查朱利本身的“问题”，并主观认定：对朱利“构不成打击报复，就是构不成！”这哪里是什么调查！无非是找点材料来否定市联合调查组的结论罢了。
1982年5月，郅文林到公司机关党支部改选大会上讲话，干预支部改选，使张庆泰失去了支委候选人的资格。后来宋、常等人强行调动张庆泰的工作。据宋学良说，曾两次请示郅文林，是他同意了的。
（三）
北京市电器公司一案久拖不决，公司一些领导人的错误在查处过程中发展得更加严重，除了由于郅文林的纵容、庇护外，市有关领导机关有没有责任呢？市纪委、市经委对电器公司党员的揭发和申诉是重视的，多次组织调查，也及时纠正过公司领导的一些错误，但是，如果市有关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采取更加坚决果断的态度，事情是不会发展成这样的。
对电器公司问题的前两次调查完了以后，机械局没有及时认真处理，有关上级机关没有尽到督促检查的责任。在郅文林对公司领导人的纵容、庇护日益明显，并且公司党员多次向上作了揭发之后，市有关领导机关没有对郅文林在电器公司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查处理。1981年市联合调查组把问题查清以后，郅文林长期拖着不报处理意见，仍未见有关领导机关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纠正。
查处电器公司的问题确实困难不小，但是这个案件为什么后来还是得到了应有的处理？
电器公司揭发问题的同志，尽管受到再三的压制和打击，并没有退缩，仍然不断地写信、上访，有的上告了七十多次。
他们的斗争得到了党中央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的支持。去年3月28日，中央领导同志对朱利的来信作了“抓紧查明处理”的批示。人民日报刊登了批评电器公司领导人的来信之后，黄克诚同志作了明确批示。中纪委常委讨论了这一案件，责成有关部门把它作为一件要案抓紧解决。
北京市委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和中纪委的指示，对报纸刊登的批评信件很重视。在市委领导下，组成了调查组。一位副市长受市委领导的委托抓这一案件。他经常深入第一线，同调查组一起紧张工作，不但进一步调查核实了电器公司领导人的主要错误，而且查清了郅文林在电器公司的主要问题，市委已据此做出处理决定。
现在终于解决了这一老大难问题，保护了党员的权利，维护了党纪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