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善任”一说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知人善任”一说
李庚辰
近来听到两则笑话。其一：某干部正在为犯了一个什么错误作检查，忽然，“叮铃铃”，电话铃响了，“叔叔”通知让他到某上级机关当什么官儿。这位拿着电话直抓后脑勺，向“叔叔”请求：让我写完检查再去上任如何？
其二：某单位配班子时，某上级领导积极“荐贤”。一打听，“贤能”也者，该领导的亲属甚或夫人也。
这类并非“蜚语”的“流言”还有一些。
当事者说：这叫“知人善任”；而局外人却以为这不过是“善任知人”。
“知人善任”说，最早见于班彪《王命论》，他把汉高祖“其兴也”的原因归结有五，其一便是“知人善任使”，可见关系重大。然而，这“知人”的“知”法，实在也有几种不同。一种是广揽，不分亲疏，唯才是举，有的还张榜求贤，广征博聘，以至高筑黄金台以延天下士。而另一种“知”法：则是只盯住五亲六眷、七姑八姨，以及“亲我”“近我”“私我”者流。大凡兴业的人多取前一种，那是出于功业的需要，也是从实际出发，自然有时也不免兼带一点后一种“知”法，也还是出于巩固他自己权力的需要。曹操是发过“求贤令”的，的确延揽了不少人才，但在他的帐下，也塞了不少夏侯氏、曹氏族人，其中难免有些庸才。而庸主或权臣、谋私者，则往往就以后一种“知”法为主了。唐代宗的宰相崔祐甫，“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推荐引拔，常无虚日，平均一天提俩官儿，这些官儿却大多和他沾亲带故。大概是听到了“彼君子兮，
‘知人善任’兮”的牢骚吧，代宗质问他：“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老崔反倒“理直气壮”地讲了一通任人唯亲的“理论”，说是，除了亲戚朋友，别的我不认识，不认识就不了解他的才德，怎么好用呢？至于身居相位，责在举人，怎能不劳目四望，多了解一些人呢。崔祐甫之流往往打出“内举不避亲”的旗号，使自己振振有词，但“内举不避亲”是以“贤能”为先决条件的，而且要象祁黄羊那样，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行。似“叔叔”或“某领导”之所为，恐难尽掩天下人之口的。写《资治通鉴》的那个司马光对崔某人就忍不住“谤”了一大段，说是“夫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更不要说把亲故中的饭桶、草包、坏货当“人才”“荐贤”了。如果象崔祐甫那样非亲不用，那世上还有几个可用之人，又将埋没多少人才！
范文正公言：“用人者……常患近己之好恶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后能周大事。”如果取之不以其德，任之不以其才，惟其亲近而已矣，那就叫“近亲繁殖”。从优生学观点看，“近亲繁殖”的结果是可悲的退化。征之史籍，“项羽所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到头来，唱了一出“霸王别姬”。著《潜夫论》的东汉王符把任人唯亲称作“偷窃”，说是“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认为这是祸患的根苗。我们的各级领导人都是国家干部，只有为国荐贤、任贤的责任，而无“偷官私己”的权力。所谓“知人善任”，“知人”者，只能是知其德才实绩，而决非熟识与否；“善任”者，只能是量才为用，而绝非假公济私，即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搞“五湖四海”，也即如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所说的“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只有这样做，我们的事业才能得到胜利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