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实践论》的收获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学习《实践论》的收获
冯友兰
清朝初年，注重“实践”的哲学家颜习斋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如果先生告诉学生说：“向南方走”，学生一语不发，站起来就向南方走。这样，他就是善于向先生学习。如果先生说：“向南方走”，学生也说，“向南方走”，可是坐在那里一丝不动。这样，他就是不善于向先生学习，也可以说，他简直没有学习。
《实践论》所谈的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可是它不标题为认识论，而标题为实践论，只这一点，就表示它以实践为认识的根本，认识是依赖于实践的，是为实践服务的，是待实践考验的。这是《实践论》的精神。学习《实践论》必须本着这个精神而不可只在文字上研究《实践论》。先生已经说：“向南方走”了，学生们应该站起来就向南方走，不要只喊：“向南方走”。怎样走呢？第一步就是先把《实践论》与自己的实践联系起来。
就学术界说，实践论为学术研究提出了一个唯一正确的方法，同时也为学术研究立了一个唯一正确的标准。学术工作者都应该用这个方法，朝着这个标准，“向南方走”，第一步先要检查自己的过去，端正工作的方向。
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里面，流行过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反动思潮，企图建筑一些空中楼阁的反动哲学。这类反动思潮和反动哲学都已在人民革命的实践面前，一一地宣告破产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重新发表，对于在思想上扫清这类反动哲学思潮或其残余，将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又指出：我们的学术界过去及现在有两种情形。它说：“毛泽东同志说：‘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与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与理论来。’但我们许多学术工作者实际上看轻了，以至否定了感觉的材料，更不用说有什么‘十分丰富’的感觉的材料，因此，他们的‘学术工作’也就变成了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样的所谓‘学术工作’，结果当然只能是可悲的。”这是一种情形。
社论又说：“是的，在我们学术界中，也有些人从事搜集过某些问题的材料，而且是一些很可宝贵的材料。但是，这些人结果还只是为材料而材料。这些人把自己的工作停在半路上，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他们‘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它们仅是片面的与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毛泽东同志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达到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与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没有把感觉材料提高到论理的认识，这就是说，没有认真地从事研究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要有真正好的成绩，乃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一种情形。
这三段话确切指出了我们学术界的有些情形，并且本着《实践论》的精神揭发了这些情形的病源。
在过去我是“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界里面”的一个人。在当时，我自以为是很努力工作的，可是因为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好象走路错了方向，越努力走，离正路越远，越不容易转回来，结果，只是“企图建筑一些空中楼阁的反动哲学”。我也曾经对于我过去的思想系统，作过一回检讨。在写的时候，自己觉得是很彻底，后来看，是很不彻底。这已经有茅冥家，丁未一，杜平，王瑶诸先生在光明日报上批评过。我借这个机会，表示我接受他们的批评，并向他们诸位表示感谢。王瑶先生并且谈到我将来工作的方向与途径，认为我可以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作一点工作。这予我以很大的鼓励。
这正是我所要走的路，我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史，在写成的时候，也自以为是在学术界有相当的贡献。在现在看，它的立场与观点，都是错误的。学习《实践论》的结果，对于方法上的错误有进一步的认识。我所用的方法，虽当时自命为是“科学的”方法，但实在是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方法。
资产阶级历史家认为历史就是过去事情的堆积；历史家的任务，就在于研究过去究竟有些什么事情，研究以后，把所得的结果写出来。这样就可以希望得到历史的“真相”。历史家的任务，就在于报告这些“真相”，而不在于从研究所得的“事实”中，推出什么理论。因为这样作，就要加入主观的成份，就会蒙蔽历史的“真相”。
我以前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我以为哲学史的任务，就是在于把以前的哲学家的思想的“真相”纪载下来。以前就有些什么人对于宇宙人生有过意见，这些意见，就是什么。哲学史的任务，就在回答这些问题。
因此我以前所写的哲学史，只是把各时代的思想家的思想，排列起来，各思想家或各思想派别中间的联系，也叙述了一些。可是所叙述的都是思想上的联系，也就只是表面上的联系。现在我了解，哲学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最上层，不发掘到它的基础，不对于各哲学家的思想，作阶级分析，就不能了解哲学史的《内部矛盾》，不能“了解它的规律性”，不能“了解这一过程与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这也就是说，不能得到历史的真相。
例如在我以前所写的哲学史中，魏晋玄学发生了，我说这是由于道家哲学的复兴。宋明道学发生了，我说这是由于儒家的复兴，加上了佛家与道家的影响。以前以为这样就说明了中国哲学史的“这一过程与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现在看，这样说实在等于没有说什么。真需要说明的是道家哲学为什么在魏晋时代复兴，儒家哲学为什么在宋朝复兴，它们的复兴有什么社会的与历史的意义，是什么社会变化的反映。要说明这些，就需要找出这些思想的社会的背景、阶级的根源。必须找出这根源，才能发现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性，才能从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感性认识达到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理性认识。
我以前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工作，如果还有一点成绩的话，也“只是搜集过某些问题的材料”，“只是为材料而材料”，“把自己的工作，停在半路上”，“没有把感觉材料提高到论理的认识，这就是，没有认真地从事研究的工作”。
资产阶级历史家，以为历史学的任务，只在于叙述过去的“事实”，不在于对于过去的“事实”作批判与估价，以为这样作便是加入主观的成份，便会蒙蔽“事实”的“真相”。
我以前写哲学史，也用这个看法，以为哲学史家的任务，就是把以前哲学家的思想重想一遍，分析它的系统的逻辑的组织，这样就可以得到他的思想的“真相”。如果我们要批评他，我们只可以就他的思想的一致性上，说一点话。如果他的系统在逻辑上自相一致的，他就是一个第一流的哲学家。经不起这个考验的思想，是第二流哲学家的思想。我不赞成说那个哲学家的思想是有用的或无用的。我常引庄子的话，说明一个人认为是无用的东西，另一个人可以认为是有“大用”的。
我这样看，也是由于我认为，我们没有办法来确定某一家的哲学是绝对正确的，或绝对不正确的。因为那样作需要一个标准，而这样的标准是不存在的。从前有人说：“程朱陆王之同异，乃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我很欣赏这一句话。我认为哲学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种学问。它的精神就是互相批评与互相讨论；它对于人的好处，也就在于它有这种精神。
这种看法，完全是脱离实际，专在“知”的范围内打圈子的看法，完全是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看法。互相批评与互相讨论的精神是应该提倡的。但是对于哲学的理论，也有一个最高的与最后的标准，以决定其是错误或正确，那就是实践。
历史是过去的事，但讲历史是现在的事；现在的事对于现在，不能不发生作用与影响。有了实践以为标准，我们就可以对于过去的思想，作批评与估价。这样的批评与估价，就是历史工作者对于改造世界所能起的作用，所能有的贡献。
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说：“在搜集十分丰富和合于实际的感觉材料的时候，这当然是要遇到许多险阻，并经历一番极大的劳苦。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去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论的系统’的时候，这当然又是要遇到许多险阻，并经历一番更大的劳苦。”这是《实践论》向学术工作者所提出的要求。这两层的劳苦，是大的，但是比起战斗英雄在战场上的劳苦，比起劳动英雄在工场里的劳苦，这些劳苦又算什么呢？
社论又指出：“我们的革命经验及历史遗产都是极端丰富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和新国家建设的需要，则给我们各方面的学术界开辟了极其广大的‘英雄用武之地’。”它又引恩格斯的话说：“‘谁只要肯认真地去做，就可以有很多成就，就能够出人头地。’”这也是我所深信不疑的。
真是如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所指出的，“《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转载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