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区人民的反日斗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点革命史

上海沦陷区人民的反日斗争
1937年11月12日，日军侵占上海。具有光荣反帝传统的上海人民，不畏强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八年反日斗争。
“八·一三”闸北战火一起，上海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就蓬勃开展起来了。以“救国会”为基础的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上海抗敌救国后援会等相继成立。工人、店员、学生纷纷奔赴前线，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演剧队、保卫团、难民收容所等，同仇敌忾，保卫大上海。暴日铁蹄蹂躏上海华界时，沦陷区工人、职员用撤退、拒不上工的行动，抵制日军的“接收”；在租界里，上海人民继续坚持抗日救亡运动。
在日军的四面包围中，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孤岛”。尽管租界当局宣布中立，日伪势力仍能渗入。1937年12月4日，日本陆军五千余人闯入租界耀武扬威，一位爱国者奋不顾身，向敌群投掷炸弹，壮烈殉国。南京沦陷翌日，日军竟对租界里的各华报实行“新闻检查”，《申报》、《大公报》等立即停刊；很多正直的报人不顾敌伪迫害，保持了民族气节。日伪企图“接管”海关，广大职员和海关上层人士一致反对，影响遍及租界，掀起一场颇具声势的护关、护邮、护院（法院）运动。
在反对日伪的斗争中，涌现出许多爱国的志士仁人。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就是其中之一。抗战开始后，刘湛恩担任上海各界救亡协会理事和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积极从事救亡工作。1938年初汉奸温宗尧为了拼凑“维新政府”，企图用“教育部长”官职拉刘下水，遭到严词拒绝。日伪恼羞成怒，竟指使暴徒杀害了刘湛恩。
为了巩固上海人民高昂的抗日情绪，同敌人展开长期较量，中共上海地下党坚决纠正过去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根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利用英美租界当局与日本的矛盾，开始了一场韧性的战斗。
各界救亡协会用“联谊会”、“俱乐部”、“读书会”、“同学会”等组织形式在租界内取得合法地位，成立歌咏队、剧艺社、诗歌会，举办文化补习班、职业夜校、消费合作社、互助储金会、图书室；召开座谈会、聚餐会、联欢会，吸引和团结广大群众，争取包括租界工部局华员在内的各界知名人士的同情支持，开展抗日教育和救亡活动。
在党的领导下，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大力宣传抗日言论和爱国文化，鼓舞“孤岛”人民的斗志。以外商名义创办的《译报》、《导报》以及《民族公论》、《文献》、《上海周报》等经常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杀敌战果，谴责日军暴行，揭露汪伪汉奸卖国嘴脸。生活书店、读书书店以及由胡愈之、周建人、郑振铎等发起的复社等进步书店，印行了《资本论》、《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等大批进步读物，受到上海和大后方人民的欢迎。在这些进步报刊和书店周围，集合着许多作家、戏剧家、翻译家、诗人，从事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杂文、译文的创作，为上海人民的反日斗争助威呐喊。
上海人民的反日斗争突出地表现在上海人民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援助。
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上海市民组织两批慰劳队，到敌后慰问抗日将士。当上海人民从慰劳队那里得知浴血奋战的新四军战士缺衣缺药时，立即发起“节约献金”、“劝募寒衣”的活动。鲁迅夫人许广平携儿上街义卖纪念徽章，还特地买了一百只手电筒捐赠新四军。《文汇报》发起“文艺作家义卖周”，号召作家义务写稿。永安公司职工决定每逢爱国纪念日全天素食，把节省下来的菜金集中上缴。在“劝募寒衣”的斗争中，二十九岁的女共产党员茅丽英（上海江海关职员，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积极组织捐募队，深入大街小巷。她还推动“职妇”和各界群众团体发起“劝募寒衣联合大公演”和“物品慈善义卖会”。日伪特务先是寄来附有子弹的恐吓信，继而暗中阻挠义卖会，扬言要捣毁会场。茅丽英视死如归，坚持斗争。1939年12月12日晚上，茅丽英在回家的路上，遭到汪伪特务的暗害。但是烈士的血没有白流，由于全市人民慷慨解囊，各大公司踊跃捐献，1939年一年中，上海劝募机关共收到十七万余元，大部购买了棉布、棉背心、胶鞋，送到新四军手中。
在“孤岛”斗争时期，上海大批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人数不下三四千人。上海失陷不久，一支由煤业界几十名职工组成的救护队，开着十几辆由资本家捐献的卡车，集体加入新四军，成为军部兵站的运输队。1938年夏天，地下党在赵朴初主持的上海难民救济机关配合下，以动员难民去浙赣开荒自救的名义，把近千名失业工人和青年学生送往新四军。1939年为了配合新四军东进，又有大批工人、学生下乡，分别到市郊和苏南、苏中地区开展游击战，参加“江南抗日义勇军”。在上海郊县游击队配合下，新四军某团一度深入嘉定境内，夜袭日军占领的虹桥机场。皖南事变后，上海人民接待、掩护和护送了许多从皖南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指战员归队。活跃在浦江两岸的淞沪游击队，也根据党的指示，逐步编入新四军，加强了华中敌后的抗日武装力量。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大批进步文化人、青年学生和技术工人，从上海辗转到苏北、淮北参加根据地建设，帮助筹建了江淮大学、鲁艺华中分院以及新四军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印钞厂等。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员和抗日人士，在法西斯恐怖下，开展“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活动，分散隐蔽地战斗在敌伪心脏，竭尽全力支援新四军和根据地。他们通过各种关系，争取一些进步工商业资本家，秘密去皖江地区指导新四军贸易总局的经营业务。医药界也有专家、技术人员到苏北，帮助新四军卫生部门检验药品质量，改进医药条件。
当时，日军在上海下令“取缔”战时物资的运输，妄图切断上海人民对新四军的物质援助。地下党员冒着极大危险，同日伪斗智斗勇。1943年日伪对苏中、苏南根据地加紧“清乡”，新四军急需一批制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我秘密交通先后几次进入上海，在地下党和群众帮助下，完成了钢管采购、加工、储运任务。其中一批钢管利用日军雇佣的船只，在敌海军码头装货，硬是从日军的眼皮底下抢运到根据地。
抗日战争后期，为了迎接最后的胜利，党领导的游击队，在人民支持下，重新在上海郊区活跃起来。1945年春，游击队正式编为新四军淞沪支队。与此同时，上海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工人地下军，向日伪夺枪、夺粮、夺金，准备配合新四军，里应外合夺取大上海。
上海人民的反日斗争，是抗战时期城市地下斗争支援配合敌后农村武装斗争的典范，是中华民族不可征服性格的象征。
（胡正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