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和农业科学的改造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实践论》和农业科学的改造
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秘书长 张庆泰
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的重新发表，对于全国各部门的工作干部和全国学术界，加强理论的武装，提高工作和思想水平，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远在一九四○年，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与社会革命论”。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在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时代最重要的思想武器的领域，引起了极大的革命。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在自然科学领域占领阵地与进行战斗，一般的暂时还让自然科学为资产阶级的宇宙观所统治。”（《新民主主义论》）十年来中国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情况虽已有了变化，资产阶级宇宙观的统治开始被动摇了，但是唯心论与机械唯物论在这里仍有其深厚的基础。特别是在农业科学领域中更是如此。这是由于中国农村经济特别落后的缘故。然而一经彻底实行土地改革，把农村生产力从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下解放出来，农业科学就会展开一个广阔的发展前途。因此，如何把毛泽东思想贯彻到农业科学理论与实践中去，从而把我们的农业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应是一切农业科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一、改造自然的伟大任务
《实践论》所阐明的认识论，在农业科学中可以说明什么呢？它在农业科学中完全可以说明：现在广大田野中的农作物，远在若干年或若干世纪以前，绝不是这样优良的植物，其所以成为现在这样优良的植物，乃是历代劳动农民生产实践的结果。一切作物、农具、耕作方法与生产经验，都会在生产实践过程中“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农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认识这种发展规律，从而努力缩短或加速这一发展的过程。“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实践论》）农业科学工作者只有与广大农民的生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才能使群众不断从生产实践中所获得的东西“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使之发展到更高的科学水平，然后转过来指导群众的生产实践，而为群众的生产实践服务。
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把自然界看作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毛主席特别警惕我们：绝不能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而要抓着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这一指示对于农业科学理论与实践更有其特殊的重大意义。因为农业科学中的事物，受土壤、气候、雨水及其他各种条件的影响，常常发生着极其复杂的变化，这是一般自然科学中所不常有的情况。如果忽视了自然界是互相联系的统一的整体，我们在农业科学中就会犯错误。比如从前有人一般地认为雨雪降量太少，作物就要苦于干旱；雨雪降量太多，作物就会感受过分潮湿。其结论就是：这种情况是无法改变的，人类是无能为力也无法防止作物的这种自然灾害的。这就是农业科学中的自然决定论的机械观点。但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的农业科学的研究，却证明了作物需要水份的特性，并不决定于雨雪降落量，而决定于其他各种条件，如土壤的自然构造、土壤肥瘠及其中微生物繁殖的多寡、耕作工具及耕作方法、播种及耕作时期、耕地的地形及位置、防风防沙防水林带之有无等。由此可见，自然界的真实情况是“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各个现象是互相密切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的。”（斯大林）“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与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理论的认识。”（《实践论》）有了这种正确的理论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正确地改造农业生产的情况，改造自然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特别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论》）一切农业科学工作者如果能够深刻体会这一指示，并且能够把它贯彻到理论与实践中去，将会发生无比巨大的作用。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把自然界“看作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状态，不断革新，不断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产生着和发展着，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败坏着和衰颓着。”（斯大林）农业科学中的形式遗传论者完全不能理解这一点，他们把一切植物的遗传性视为永恒不变的绝对规律（只承认有不可知的偶然突变现象）。因此，形式遗传论者就只能认为人们是被注定了消极的命运，只能永远驯服地向着自然界低头。但是，掌握了辩证唯物论思想武器的农业科学家的观点，完全与此相反。按照米邱林的学说，植物的特征和性质，包括遗传性在内，是不断受着生活条件的影响而发展变化的。从此就展开了无限的可能，用改变植物的生活条件来支配它的发展，来支配它的特征、性质以及遗传性的发展。米邱林学说征服一切的力量就在这里。应用了米邱林的学说，苏联就能够把秋播小麦变成春播，就能够在西伯利亚严寒条件下，创造出秋播小麦的品种。由此可见，农业科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认识自然界，适应自然界，而更重要的却在于改造自然界，支配自然界。这才是真正科学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只要我们认真地把它应用到农业科学领域中去，就将会发挥无比巨大的战斗力。
二、克服农业科学中的教条主义
在我们农业科学工作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倾向，这主要是由于教条主义作祟。应该指出，我们所有农业科学工作者，几乎都具有某些外国农业科学知识。其中，有的开始学习了一些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理论，这是可宝贵的；但是有很多是受过欧美资本主义农业理论很深的影响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发现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实践论》）
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不能深刻理解这一指示的。他们毫无批判地背诵外国资产阶级的农业科学理论，而把一切作物培育法，视为永恒不变的绝对法则，不许别人来触犯它。他们到处机械搬用这些法则，不看具体环境和条件的不同特点。比如在动物饲养管理方面，他们不看具体条件，固执着日本的或美国的饲养标准。在土壤分析方面，他们盲目引用日本资产阶级学者的片面论据，证明“东北土壤不良，并非沃野千里”。先进的农业科学家早已证实土壤是有生命力的，任何土壤都可能因利用不当而趋于毁灭，也可能因正确利用而走向更生。而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却以机械唯物论的观点，根据腐朽的地力渐减法则，武断“东北地力每年定要减低百分之十左右”。
教条主义者对于若干植物，时常只知它的外国名称，而不知它的中国名称，不知它在各地群众中习用的通俗名称。至于各种植物在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土壤气候等条件下的特征与发展规律，更是很少为教条主义者所了解了。他们在农业学校中讲起课来，照例从定义绪论讲起，举出许多外国动植物的例证，但他们却不涉及中国农艺的实际问题。言必称欧美，死不谈中国，这就是一种教条主义者的典型表现。
应该指出，克服农业科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完全脱离任何实践的，他们有自己的实验室和实验园地。但他们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实践脱节，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根本上是脱离实际的。而农业科学的试验，又比任何物理化学的试验，都更具有复杂性，它时常受着各种条件的限制，时常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各种土壤，气候，雨水，耕作法等）。因此我们要改造农业，就必须与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经验密切结合。可惜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却惯于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和实验园地的小天地中，孤立地从事土壤分析，孤立地研究害虫生命史，孤立地发明与创造新农具，而很少和千百万垧广大农田密切联系起来，很少和广大群众的生产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因此他就不能从群众的生产实践中总结经验，把它提高到科学水平，连同自己实验的科学成果，经常拿去指导群众的生产实践，并在群众生产实践中获得不断的发展。教条主义者时常不从实际出发，不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把自己的实验园地，搞得五花八门，百卉俱全。他可以随时发生偶然动机，企图一鸣惊人，东也试验一下，西也研究一番，讨论起来，他可以引经据典，夸夸其谈，但实际结果往往是一事无成。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自米邱林学说广泛传播以来，还出现了一种赶时髦的新教条主义者。他可以不深刻学习米邱林学说的精神与实质，不认真研究某种植物的特性及其自然发展规律，不看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只是搬运米邱林学说的公式，实行向日葵接辣椒，蕃茄接马铃薯等等。在他看来，对于凡百植物都可以盲目地实行嫁接与杂交，以求得万一的偶然奇迹。这种做法，正像米邱林所说的“只是想在农业科学工作中找便宜”，这简直可以叫做农业科学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了。
教条主义者时常表现好高鹜远，而轻视平凡的实践。譬如东北的耕作法都是高作，是否改为平作更好呢？教条主义者用一切理由说明平作优于高作，甚至他可以引证苏联和关内各地多是平作，得出结论来说东北实行平作是不成问题的。其实这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东北农民现有的实践经验证明，不是任何土壤任何作物都适宜于平作的。如果要在东北全区解决这一耕作法的重大问题，除了继续通过千百万农民的生产实践，来反复研究证明以外，还能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呢？
由此可见，“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本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来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实践论》）
显然，在我们农业科学工作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农业科学没有能够更好地具体指导群众生产实践，并从群众生产实践中获得证明；另一方面是它没有能够更好地总结群众生产实践的经验，把它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反过来再为群众的生产实践服务。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倾向确是农业科学加速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这是必须用大力加以克服的。
三、为建设人民的农业科学而奋斗
我国虽然是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国，但是我国近代农业科学却是比较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也使农民的实践经验不容易集中起来并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教条主义者披着“科学”的外衣就得到了活动的便利。然而，我们必须把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统一起来。“科学之称为科学，只因为它不承认偶像崇拜，只因为它勇于反对陈旧与过时的事物，并因为它注意倾听来自经验与实践的意见。”（斯大林）只要我们善于把毛泽东思想的精神与实质，贯彻到农业科学理论与实践中去，我们就会不断前进，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应该指出：我们的许多农业科学工作者是有着为群众服务的决心，也有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的意愿，但时常苦于不得其门。这是应该引起领导机关的注意的。譬如农事试验场喊着要和千百万垧广大农田密切联系起来，要和广大农民的生产实践密切联系起来，那末，我们就应该从试验场附近搞起示范农家和示范村屯，一点一滴地做好样子。我们一定要深刻体会，每块农田都可看做实验园地，“每个农业劳动者都是实验家。”（米邱林）应当经常把群众实践的经验，拿到试验场来，提高一步，提高到科学的水平，然后再把实验的结果交给群众。群众由试验农场获得科学技术的指导，试验农场又由群众方面获得科学实践的证明。我们应该从去年推广新农具工作中领会深刻的经验教训。各地开始时有的新农具是由个别同志“闭门造车”搞出来的，在制造推广之后，就证明基本上不好使用。有的新农具，虽在局部地区进行过初步试验，但在制造推广之后，也证明有许多毛病。所有这些错误或毛病的发生，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地通过群众生产实践来进行科学的检验。后来我们把群众对各种铲趟机的意见集中起来，制出一种综合号铲趟机模型，在五十三个县市，结合群众，进行了二百二十七次的反复试验，中间又根据群众意见，进行了多次的临时修改。我们总结各地群众在实验过程中提出的一百二十一条意见，才最后确定了综合号铲趟机的构造规格。这样的研究与试验过程，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是技术与群众结合的过程。它贯彻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这就使我们的研究与试验获得了较好的成就。综合号铲趟机实际上是农业科学家和广大群众的智慧与经验的综合。许多事实都可以有力地证明：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实为农业科学发展的无限源泉。由此可见：“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与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实践论》）
土地改革以来，广大农民在经济上摆脱了奴隶的枷锁，在政治上做了国家的主人，因此，他们改进技术的兴趣与要求也大为提高，而且他们在生产实践中，无论对改良种籽，改良农具，改进耕作法，以及防治病虫害等，都有了许多的发明和创造。目前我国农业虽然基本上还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但我们已经有了有觉悟有组织的农民了，此外再加上千万垧的试验农场和示范农场，加上数十万垧的公营农场和现代化机械农场，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关怀与帮助之下，我们农业科学工作者只要能够虚心研究与勤苦努力，不再受教条主义的愚弄，不抱残守缺，不满足于摆弄动植物标本，而把自己的实验室或实验园地和千百万垧的广大农田密切结合起来，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那末我们就会给人民的农业科学开辟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
为了认真地建设人民的农业科学，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展开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农业科学，“是从事科学的人们明了已规定出的科学传统的力量与意义，善于为科学利益而利用这些传统，同时却又不要作这些传统的奴隶。这里所指的科学，是当旧的传统、标准与规定成为陈旧，变为前进的阻碍时，有勇气地、有决心地来破除这些传统。同时要懂得创造新的传统，新的标准，与新的规定。”（斯大林）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毫无疑问的，我们在农业科学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传统。为要在农业科学思想战线上开始创建新的传统，我们就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理论。为要在农业科学思想战线上开始创建新的传统，我们就不能不开始对旧的传统有所批判。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础上，指出明确的方向，采取坚决的态度；这也要求我们采取十分谨慎的耐心说服教育的方法，以便达到逐渐克服教条主义，逐渐克服旧的传统，创造新的传统。这就是农业科学中的思想革命，这就是农业科学思想革命所必须经过与不可不经过的长期的艰苦斗争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