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英迪拉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怀念英迪拉
魏风江
1934年，我到印度国际大学留学。国际大学和它的前身尚蒂尼克坦学校，早就实行男女同学。可是，女同学中很少人具有与男同学们多谈几句话的勇气。开学一个月后，我发现坐在左方的一排女同学中，忽然多了一人。她面色白晰，双目晶莹，十七八岁左右。下课以后，她和每一个同学亲切地交谈，对男同学也不例外。同学们说，她本是我们这班级中的一个老同学，是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尼赫鲁先生的女儿英迪拉。
当时这个学校在林间上课，学生没有凳子，都是席地而坐。我开始很不习惯盘膝坐地，时时掉换两条腿的位置，成为班中最不安静的一员。一次，我瞥见英迪拉以亲切的目光注视着我，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就下决心忍住两腿的麻木了。
一次课后，英迪拉问我：“怎么样，你欢喜在林间上课吗？”
我回答：“很欢喜！头上绿荫如盖，脚下绿草如茵，真是一个美丽的绿色教室呀！”
她问我：“中国学校，也有这样上课的吗？”
我说：“我们都是在教室中上课的。教室里一片开抽斗关抽斗的声音，热闹极了。我们从未想到过在林间上课哩！”
“你们中国古代，也有什么书院和书洞，师生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上课的。”英迪拉说道。
我听了，很是惊讶。她怎么会知道一些中国古代的事物呢？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父亲尼赫鲁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素有研究。他常叫女儿读一些关于中国的书，所以她能够知道一些中国古代的教育情况。
当时在印度国际大学任教的中国学者谭云山先生，深受学生爱戴。英迪拉也很尊敬谭先生，常到塔塔别尔亭谭先生的房间坐谈。我住在谭先生的隔壁，所以她也常到我的房间小坐。有好几次，她叫我教她几句中国话，并把这几句话反复诵读，很感兴趣。她当然不会知道我教她的几句话，是绍兴人的蓝清官话哩。
英迪拉是住宿在诗人泰戈尔的家乌大阳的。乌大阳离开我的住处只有一百多米，所以我是乌大阳的常客。泰戈尔的孙女兰弟尼，是乌大阳住宅内唯一的一个孩子，与英迪拉形影不离。她们在谈笑时，我也敢于插上几句，因为我会唱几首泰戈尔所作的歌曲，三不象地跳一些印度舞，会讲几个中国故事，这是她们最喜欢听的。加之泰戈尔对我这个国际大学内唯一的中国学生，一向另眼看待，所以，英迪拉和兰弟妮从未把我当作一个陌生人。
英迪拉和兰弟妮常去许里尼克坦农场采摘果蔬，我也常常跟去。许里尼克坦农场由一个美国农业家协助创办。可是蕃茄枝干长得象瓜藤般满地蔓延，要顺藤摸瓜才能摘下几只蕃茄来。英迪拉脚快手快，一下子摘下了不少个红红的蕃茄，兰弟妮好不容易才摘下了很少的几只。我这个浙东农家子，当然胜过她们一筹，不管是红的还是青的，一下子摘下了不少。英迪拉忙说：“青的可不要摘下呀，那还没有成熟！”我说：“拿回去放上几天，就会变成红的了。”
几个月后，英迪拉不来上课了。听说是由于母亲有病，所以她留在家里。
但英迪拉后来仍是常来国际大学的。由于泰戈尔与英迪拉的祖父摩梯拉尔·尼赫鲁是同年同月同日所生，（1861年5月6日），所以英迪拉象一个孙女儿挂念祖父一样，是常去看望泰戈尔的。她每次来尚蒂尼克坦，总是拿着一小方布毯，来林间和我们一起听课。师生们见她来到，都很愉快。过两三天以后，她又走了。这样地，每学期总有好几次。她显然是深深地恋念着我们这一个班级的。
1937年4月14日，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举行成立典礼。尼赫鲁先生有小病，不能来国际大学主持开学典礼，特派英迪拉来校代表他参加盛典。英迪拉先期五天来到，送给我一本有她父亲签名的《尼赫鲁自传》。节日之中，有老同学来到，自然是特别高兴。我带着英迪拉，在新落成的中国学院大楼跑上跑下，拍了许多照片。
西西尔巴波搬来了一大捆树苗。英迪拉和我帮同谭先生，在屋前屋后，种上了许多小树。
中国学院举行成立典礼的时候，英迪拉和我分坐在泰戈尔两旁的人群中，听泰戈尔讲演《中国与印度》。会后，英迪拉到谭先生的房间里，和我们师生两人，畅谈如何促进中印两国人民友好团结的愿望。
4月22日，我受泰戈尔和谭先生之嘱，要去华尔达访问圣雄甘地。英迪拉和我，还有谦达秘书，坐一辆小汽车，一起去加尔各答。途中，英迪拉对我描述了圣雄甘地的许多事迹。原来，她自己也曾在甘地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耽搁在泰戈尔的老宅柔拉生柯。第二天一早，我向英迪拉告别，谦达秘书伴我去火车站，我独自乘车去华尔达访问甘地。
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过英迪拉了。
1948年1月30日，圣雄甘地遇刺，我写一封信给尼赫鲁先生，吊唁玛赫子玛吉。不意后来竟接到英迪拉的一封复信，告诉我巴波吉故世后的许多事情。我复了信，无回音，从此断了音讯。
1956年11月，谭云山先生回国观光到杭州，对我说：“英迪拉曾向我问起过你。她知道你住在西子湖畔”。
啊，英迪拉，亲爱的同学！我仍居住在西子湖畔，已垂垂老矣；你虽比我年轻，却离开老同学遽然长逝了，怎不令我们无限怀念呢？（附图片）
英迪拉和圣雄甘地在一起（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