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早期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上）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点革命史

反对早期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上）
托洛茨基反对派（以下简称托派）是从1923年起发生在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个机会主义的小宗派。当时，他们乘列宁病重和逝世的机会，就苏联国内建设和国际共运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向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挑起争论。中国革命的指导路线问题，是这场争论的一个方面。这场争论之所以影响到中国，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也发生了托派，其主要原因，如周恩来所说：“是中国大革命之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因为大革命的失败，产生失败情绪，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党内种种不良的倾向，尤其是机会主义的倾向，待机而动，从而形成中国党内机会主义与反对派结合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客观条件。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内生活不健全，也给反对派和机会主义的活动造成机会。再加上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初期，很注意引苏联反对派到中国来，以分裂中国共产党。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就使得托派在中国有暂时活动的可能性。
中国早期托派基本上来源于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苏联学习并接受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少数中国留学生；一部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领导职务而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又不知悔改的那些人。
1927年4月至7月，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苏联托派与联共中央及共产国际就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日趋激烈。托洛茨基认为，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阶级联盟路线，是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错误观点得到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院校学习的少数中国留学生的赞同。11月7日，梁干乔、宋逢春、史唐等人，在参加纪念十月革命节十周年游行时，与苏联托派一起，高呼拥护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口号，与其他游行的群众发生冲突，酿成严重事件。事后，梁干乔等人即被遣送回国。1928年初，他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设立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由史唐任干事长，并在北平、香港、广州、武汉等地建立了支部。他们出版机关报《我们的话》，被称为“我们的话派”。1931年5月初，托派小组织统一时，该派的成员发展到约一百二十人。
1928年6月和10月，托洛茨基先后抛出两篇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猛烈攻击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党造成了危害，提出了与中共“六大”完全对立的路线，认为中国革命已进入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目前尚无革命的局势，应该为召集“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而斗争。这两篇文章被中国托派视为他们的纲领，广为传播。1929年5月，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看到这些文章后，也接受了其中的观点，向党的路线发起挑战。
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认真研究了这种局势，决议反击托派，从而揭开了我党与托派斗争的序幕。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托派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内理论水平低微与党（内）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党的反对派”，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党中央书记向忠发（后来叛变革命）和组织部长周恩来亲自到陈独秀家里做工作，指出其借口“城市支配农村”而反对党在农村发展革命的做法是错误的，劝他回到党的路线上来。但是，陈独秀不听，却在8月5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抄袭托洛茨基文章中的观点，一面为自己在大革命中的机会主义错误辩解，一面猛烈攻击党自“八七”会议、“六大”以来的路线仍是“机会主义”，并要求在党报上发表他的信，开展讨论，妄图把托派路线强加于党，在全党引起更大的混乱和分裂。
党中央拒绝了他的要求。8月13日，《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中央通告指出，陈独秀等人的活动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危）险的企图”，是“党所绝不容许的”。28日，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代表又找陈独秀谈话，郑重指出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批评他不应发表与中央对立的意见。9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联席会议，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在会上与坚持托派观点的彭述之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但是，陈独秀等人不听从中央的劝告，并且由陈独秀和尹宽作为代表，与“我们的话派”的总干事会谈判，要求提供学习材料，并加入他们的组织。由于总干事会的头头们认为他们是老机会主义者投机来了，有的断然拒绝，有的提出种种屈辱性的条件，致使谈判破裂。于是，陈独秀等在9月下旬自行组织起来，取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陈独秀为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罗世凡为常委，何资深为秘书长。他们经常在一起学习托派文件，并向上海和外地来沪的党员进行宣传和组织拉拢，在党的各种会议上挑起争论，加剧了党的分裂。
他们的活动，引起党中央的严重关切。中共中央在10月6日写信给陈独秀。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逐条批驳陈独秀等人的错误意见，并提出警告，要他们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一切分裂活动，在党的路线下工作，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但是陈独秀等人却一意孤行。10月10日，陈独秀给中央复信，表示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还倒打一耙说：“如果由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10月26日，他与彭述之二人联名致中央的信中，竟然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表示与党决裂，狂妄地宣称：“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鉴于此，党中央在11月15日作出了开除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党籍的决议。同时，回国的留学生中还未公开自己身份、准备长期隐藏在党内的托派分子，也被清查出来。有些人表示与托派决裂，得以继续留在党内；有些人坚持托派立场，亦被开除出党，从而进一步纯洁和巩固了党的组织。
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发表了他们的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后来又出版机关报《无产者》，因而他们又被称为“无产者社”，在北平和香港也建立了支部，在托派小组织统一时，该派成员发展到约一百人。
此外，还出现了两个托派小组织。1930年1月，刘仁静、王文元等九人，从“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宣布成立“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这是因为他们不同意总干事会完全排斥陈独秀派的态度，不同意“我们的话派”1929年9月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关于形势和策略的论述。“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后来因出版机关报《十月》，又被称为“十月社”。他们的成员后来发展到约五十人。同年秋天，游离在上述三个组织之外的从莫斯科回国的留学生赵济、刘胤等七人，为了在未来统一的托派组织中“也可占一位置”，也单独成立了组织，出版机关报《战斗》，被称为“战斗社”，成员后来发展到约三十人。
（唐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