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至情　天然文章——读《李知凡太太》一书有感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人间至情　天然文章
——读《李知凡太太》一书有感
雷达
浙江人民出版社把前些时候人们争相传诵的《李知凡太太》一文，连同作者胡杏芬的另一叙事散文《小许许》——也是邓颖超同志多年珍存的，还有洪济群的两篇回忆文章收集到一起，用了《李知凡太太》的书名出版了。这本朴素的小书，装载的感情是很深很深的。它记下的是两位现代史上的革命家，与一位平凡的旧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一个弱女子的交谊的片断，却足以使今天的读者思慕咏叹。“知音其难哉”！这里有一个三十年代纯真的女大学生眼中的邓颖超活泼洒脱的逼真形象，这里有一颗孤独寂寞的心被革命家的知遇和理解所温暖，这里还有一点也不掺假的革命家与普通人的绵长深情。它历四十多年悠悠岁月而弥见真挚，真所谓“人生结交在终始，莫为升沉中路分”。有什么东西可以不朽吗？我想，这高山流水般的至性至情，这黄金般纯粹的革命者的感情，也许就是最有力量越过时间的风雨，永生永世感奋后辈的东西吧。
关于《李知凡太太》一文，人们之所以深受感动，还是它的毫无夸饰的真实和自然。这是因为，当胡杏芬在西山平民医院与邓颖超同志巧遇、同住一间病室的时候，她并不知道李知凡太太就是邓颖超。她是在丝毫没有“先入为主”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心和眼，用自己最朴素的衡人标准，用毫无顾忌的眼光来观察这位“李知凡太太”的。她用一支朴实生动的笔，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位革命家的最真实的画像。正如胡杏芬在文章里说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们的感情自然而然地渐渐融洽起来”，一个活脱脱的青年时代邓颖超的形象也就随着作者的笔墨，浮现在我们面前了。她写“李太太”豁达的笑；她写“李太太”从不嫌弃老莫“长过皮肤病”的手；她写“李太太”的深沉，也写自己小小的虚荣心理；她写雨声中自己的愁绪，也写“李太太”难以抑制对远方亲人的思念。至于芦沟桥的炮声响了以后，她写邓颖超同志忽然活跃而神秘，成为她的“神秘的太太”，忽而“捐款慰劳”，忽而随时向病友报告战讯，那灵动的笔墨真所谓“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奇”。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常常想到现在的某些记述革命家的文字或者称为报告文学的文章，究其不能感人的原因，大约是“先入”的东西占据了头脑，丧失了真淳和天然的缘故吧？
作者胡杏芬在文章中流露的真诚，自我解剖的勇气，也是令人感动的。她抱着多愁多病的身子，在封建势力和病魔的折磨下，日渐失却了生活的信心。她真诚地袒露了自己的心：“我在病期中，有时看些佛学上的书籍，生死的观念，固然变得淡薄，国家民族的观念，也没有在校时那样紧放在了心头……”。这种把“真正的我”毫不讳饰地展露给读者的态度，是并不多见，也是这篇文章魅力的根源所在。文章采取了“我”和“李知凡太太”的心理对比的结构，这并非文章技巧，而全然是出乎自然的真情泄露。于是，当胡杏芬写到李知凡太太的出现“的确减轻了我心理病态的程度”时，我们所感受到的邓颖超同志人格的魅力，就变得实实在在的了。在一个被疾病和愁闷所缠绕的灵魂面前，忽然升起了真理的火焰，而这真理又是何等的朴素无华。胡杏芬终于向着这火焰一步步地靠近，逐渐从个人感情的小圈子跳了出来，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应该说，她是幸福的。抗战时期的国统区，正象茅盾同志感叹过的：“尘海茫茫，狐鬼满路，青年男女既未能不屈不淫，遂招致莫大精神苦闷”；而她虽然天不假年，过早地夭折了，但这个苦闷灵魂在伟大友情的照拂下苏醒了，她的转变，将永远留下人生的启迪力量。
我想，在这本小书里，最令人感奋的还是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在胡杏芬的生前死后对于她的那种绵绵不尽，刻骨铭心的高情厚谊。对于胡杏芬这样一个一度消沉，远离革命，甚至悲观厌世的旧时代的大学生，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非但没有丝毫藐视她的意思，而且表现出对她的深刻谅解和尊重爱护。邓颖超同志至今回忆起这位故友时还说：她“为人很好，很真诚，可以说纯真。可是她感情脆弱，性格孤僻，这都是环境造成的”。这里流露出对人的多么深刻的理解啊！这种正确的看法，不仅是对待一个胡杏芬，而且是对当时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这一点在今天格外值得我们深思体味。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在胡杏芬的生前给予安慰鼓励，不管多么艰难繁忙的环境，总不忍遗忘这位孤独和苦闷的小友；他们为她的夭折深深惋惜，准备立碑以志哀悼；在建国以后，他们的地位和处境发生了极大变化，却依然不能忘情于这位久埋尘泥的友人。这是多么高尚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感情！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胡杏芬的行文自然朴实，毫无矫饰和造作。真诚，是她的文章的灵魂；朴素，是她的文章的衣着。周恩来同志当年读了她的一些习作，曾非常称赞，认为她大有可能成为一个女作家。其实，我想，就这一篇《李知凡太太》，或者再加上那篇灵动活泼的《小许许》，胡杏芬也许已经有资格跻身于现代散文家的队伍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