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庸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谈中庸
曾敏之
“中庸”之道，是中国儒家传统的思想意识。儒家经典就有“大学”、“中庸”这样的专门著作。“中庸”到底宣扬什么呢？概括说来，就是肯定“中庸”之道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要求人们在任何时间、条件之下，观察问题、处理事物都要不偏不倚。“中庸”第二章记载有孔丘的一段话：“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这些话翻译成现代的语言，就是：君子之所以主张中庸，因为君子本性就是“中”，所以时时保持“中”。小人之所以反对中庸，因为小人没有中庸的德“性”，所以肆无忌惮，犯上越“礼”。
孔丘说的这些话，是明白不过的了。他的弟子子思认为“中庸”之道是“孔门传授心法”，有如家传秘诀，深恐年久讹误失传，因此写成“中庸”专章，传给孟轲，及于后世。
到了后世的儒家如程颐、朱熹，就把孔丘所说的“中庸”加以发挥。归纳他们所演绎的道理，也就是“中庸”第一章所说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因此，“致中和”就成了“中庸”之道的定义。“中”可以说是“折中”，“和”就是调和矛盾。
“致中和”的“中庸”，就是折衷主义的“中庸”思想，两千多年来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作为反对任何改革的借口和麻痹人民精神的工具。在西方也有“中庸”的货色，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也用过“中庸”这样的词儿，意思也是在两个极端中间不偏颇。
在中国，由于始创“中庸”的孔丘被尊为至圣，影响极为深远。日常用语的“过犹不及”、“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等，都是由“中庸”脱胎而来。孔丘自己就持“无可无不可”的人生哲学（见《论语·微子》），因为无可无不可，就可以不辨是非，模棱两可。
鲁迅写过一篇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就是痛揭“中庸”危害性和虚伪性的名篇。他指出：孔丘、曾参所说的“不念旧恶”、“犯而不校”，以至老子说的“以柔克刚”、“以德报怨”……都是教人退让、宽恕、柔顺、谦逊，以成全“中庸”的美德。鲁迅先生认为孔丘所说的话都是虚伪的说教。他指出，道有三：直、恕、枉。旧中国多的是恕道：以德报怨，纵容了恶人，使恶人得救，又来作恶。于是就由恕道变成枉道了。他在这篇文章中还曾举辛亥革命后的史实为证，说绍兴都督王金发曾一度宽恕告密杀害秋瑾的章介眉，使得章介眉逍遥法外。后来章逃往北京投靠袁世凯，做了总统府的秘书。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介眉就参与杀害王金发的谋划，结果王金发也死于阴谋家之手。所以鲁迅先生说血的教训不能忘记，宽容作恶者，难免吃亏。他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过去的历史上，凡是提倡“中庸”之道的人并不都很“中庸”。鲁迅先生在一篇写给徐炳昶的信中批判过孔丘的“中庸”论，指出，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载他要对造反奴隶及“犯上作乱”的人严加镇压，当他排除异己时“堕三都”、杀少正卯、请鲁哀公出兵伐齐；对倾向于革新的冉求“鸣鼓而攻之”，就一点也不中庸。
至于后世，大谈“中庸”之道者如王守仁（即王阳明）、曾国藩等也不中庸。如果只读王阳明的学说，只看曾国藩的家书，并且相信他们那一套，是会大上其当的。事实上，“中庸之道”常常成为某些恶人伪装的保护色。鲁迅先生就坚决反对那些貌似“正人君子”之辈，反对“天命”和“中庸”，他认为如果相信“天命”、“中庸”，“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无外敌”。他的话，真是慷慨悲愤之至。
对立的统一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中庸之道”的哲学思想是值得警惕的。在清理“三种人”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事情上，尤其要反对“中庸之道”，不能含糊，要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