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中心”与“写人心”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随感录

　　“写中心”与“写人心”
　　杨志杰
生活中的强者向文苑中的强者提出挑战：问他们敢不敢用自己的力作去表现改革者的力作？许多作家坐不住了，迎上去了，写起来了，于是一篇篇激动人心的中短篇小说接踵问世：蒋子龙的《燕赵悲歌》、陈忠实的《初夏》、潮清的《单家桥的闲言碎语》、贾平凹的《九叶树》，及义夫的《花花牛》、徐朝夫的《夏天，桥堡来了个田老板》、石定的《牧歌》、尤凤伟的《望着田野》……还有不少反映改革的长篇。
这是不是象有的人所说的那样，有点儿“写中心”的味道呢？不！这些作品不是“写中心”而是“写人心”，是生活中那些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人物震动了作者的心，促使他们提起笔来去讴歌这些新人物的心！因为作者们从这些人物所从事的事业中看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社会的必然”。作家赵树理曾经说过：他写小说，都是和材料走得碰了头，想不拾也躲不开。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这位作家一直深入到人们心中，他的心和农民的心时时都在产生共鸣。当前，改革之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也吹进了每个人的心田，只要你投进生活的激流，同样也会和材料“碰头”！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当改革之风劲吹的时候，反映改革的文学，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有人乐观，认为春风送暖，能促进文艺百花的繁荣；有人忧虑，觉得闻风而动，会导致一哄而起的弊病。应当说，这两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反映改革的作品，我们提倡多写，但是反对滥写。要做到“多”而不“滥”，就要划清“写中心”与“写人心”的界限。
“写中心”的口号出现于五十年代，在其影响下的确出现过一些图解政策、配合中心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这口号本身有片面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写中心”者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政策条文出发。一句话，违背了艺术规律。文艺固然能起到宣传的作用，但并非一切宣传全是文艺。“写中心”的口号虽然意在强调文艺的教育作用，“写中心”的作者虽然很想为具体的政策服务，但由于忽视了文艺本身的特点，其结果反而降低了作品的质量，当然也只能事与愿违。然而，说“写中心”的提法有片面性，并不等于说作家可以无视“中心”甚至离“中心”越远越好。实际上，世界上许多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品，都是因为迅速及时地反映了现实生活，都是由于作家真正深入到生活的“中心”，形象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而才能激动当时和后世的“人心”的。对于反映改革的文学作品，也应作如是观：只要深入生活，写不写“中心”都可能打动“人心”；如果脱离生活，专门写“中心”也不能打动“人心”。反之亦然：不写“中心”的作品未必高明，表现“中心”的作品未必粗浅，关键要看作家是否能钻进生活的深处，是否能在人物的心灵深处有所发现。
当然，我们提倡写改革，决不是重复“写中心”的口号，不是要求大家都来写改革。写改革，也应该是百花齐放、多种多样的。因为生活中的改革本来如此。这就为小说创作打开了广阔的道路。可以运用多种笔墨，写出多种色彩。可以是气吞山河，也可以象《九叶树》那样娓娓而谈；可以象《花花牛》那样，掀开生活的一角，通过三个农村妇女合作饲养奶牛走上致富之路，展示她们心灵的窗户；也可以象《初夏》那样，截取生活的一段，通过父子两代的矛盾冲突，表现农村改革的艰难曲折；还可以象《单家桥的闲言碎语》那样，摄取生活的一点，通过一个从冷冷清清变成车水马龙的山区小镇，提醒人们：在奔腾前进的改革洪流中，也有乘机泛起的沉渣……总之，只要你热爱生活，熟悉生活，写起改革来，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我们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