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问题及其它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后汉书》问题及其它
　　邓广铭
11月6日“今日谈”栏刊出《北大图书馆没有〈后汉书〉》一文，对事情发生的时间交待不够清楚，报社为进一步弄清事实真象，寻根问底的结果，此事竟与我有牵连，因此，我有责任说几句话，希望对这一问题能有所澄清。
那是在1977年，我在北大图书馆门前与一位青年相遇，他说刚去馆内借《后汉书》，却没有借到。借书台的同志不是说此书都已借出，只是说没有此书。这位青年估计，大概是索书条上写的简体字，取书人与繁体书名对不起来，故致于此。北大图书馆怎能没有此书呢！我当即向他说，原因倘真在于此，下次就填繁体字好了。此后我未再遇此人，不知究竟怎样了。那时浩劫刚停，后遗症还在剧烈流行，发生上述事情是不为奇的。
作为十年浩劫的后遗症，我还常把另外几件事与此事并提。也是1977或1978年，考古专业一位宁夏籍的回民学生，要写一篇有关宁夏历史的文章，他想尽方法竟未能在北大图书馆借得所要的书，只好从宁夏的图书馆借调了来，而北大图书馆是绝对不会没有此书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学生要借《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也遍查未得，只好把我的借去。事过许久，才由郭松年副馆长亲去书库找了出来。这些事，全属十年动乱的后果，除可作为整改和彻底否定“文革”时的反面教材外，现在图书馆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自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三十年代初，我肄业北大。当时，凡价值稍贵的书我都无力购买，主要靠向北大和北京（当时称北平）两家图书馆借阅。我觉得我从图书馆所受的教益，至少可与课堂上所受到的相等同。这两家图书馆尽量为读者提供方便条件，成千上万的读者在那里得到帮助而得以成长壮大。这使我认识到图书馆在教育事业上的重要性。从这一观点着眼，我觉得目前图书馆（也包括北大）未能起到所应起的作用。单就北大图书馆来说，其藏书之多，无疑为全国各高校之冠，然而这一优势并未充分发挥出来。例如馆中所有的各地的地方志，在十年动乱期内，不知从哪里来的一道乱命，竟一齐装箱运至内地存藏起来。这批地方志前几年虽已运回北大，却又归于善本室，一般大学生和研究生非经教师特许证明，便无法接触。这对科研工作只能起妨碍作用而不是起推动作用。我曾多次向前后各任图书馆负责同志建议，把“解放”地方志放在改革的首位。因近数月我多不在校内，不知到底已被采纳与否。
我一向对图书馆事业给予极高估价和期望，因而也经常对图书馆工作“说三道四”，也许早已越过了诤友的界限，这是应请北大图书馆的负责同志们海涵曲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