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科学城”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漫步“科学城”
“电脑街”上
位于首都西郊的中关村，是闻名中外的“科学城”。这里聚集着中国科学院二十多个研究所，集中了近万名科学工作者。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记者来到“科学城”采访。中关村的丁字路口，如今科技商店林立，顾客熙熙攘攘。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二三十家电脑公司和开发公司，比肩排列在大约一公里长的马路两旁，人们称它为“电脑街”。
记者来到科海电脑系统公司的销售部，这儿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微型计算机。该公司的总经理告诉我们，这条街上售出的电脑已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这儿的电脑商店不仅能够根据用户的实际需要选型、代购性能与价格均优的产品，而且能为用户培训技术人员。因为“电脑街”上微电脑型号齐全，服务周到，销售的产品用户信得过，所以很多需要购买电脑的单位都喜欢来这里选购。
这条热闹异常的“电脑街”的历史还不到两年。以往，国家花大量科研投资，而科研单位提供的往往是生产上使用不上的半成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学技术要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方针逐步深入人心。“科学城”里的人们感到，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83年5月，这儿与地方合资建起了第一家技术开发实体——新产品中间试验工厂。科技人员和工人一起，从商品生产的角度对科研成果进行“再加工”，严格成本核算，直到工厂能够批量生产。人们把这种中间试验工厂比喻为科研成果的“育苗温室”、“孵小鸡的暖房”。“科学城”里人才荟萃，有雄厚的新技术开发力量。在“温室”、
“暖房”实践的启发下，人们相约要用智力扩散的办法把中关村周围武装起来。一年多来，一大批由“科学城”的居民、附近高等院校和地方企业合办的“前店后厂”、“前店后所”的新型企业相继问世。最近，这儿又出现了信通电脑技术、科理高技术公司……其它各种公司正在象雨后春笋似的在这条街上出现。
在这些公司里，还有一个公司受到了人们的注目，它就是“科学教育器材服务公司”。它冲破了科研、教育单位在物资供应上的纵向分割、横向封闭的体制，面向社会，方便用户，为新技术开发和科研成果的推广服务，价格便宜，电话订货，送货上门。开张两个月来，门庭若市，销售额已达五十万元以上，为实现器材供应社会化迈出了新的一步。这儿的新技术开发工作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目前全国已有十几个省市和有关部门要和他们联合，让“科学城”和首都一大批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通过联合技术开发在各地开花结果。
开拓者的功绩
中关村留下了许多著名科学家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辛勤开拓的足迹。年逾八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赵忠尧，就是我国核物理实验的开拓者之一。早在三十年代，赵教授就以“最早观察到正—负电子湮没现象的人”、“最早观察到正负电子对产生的物理学家之一”而载入近代物理学的史册。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时，他正在大洋彼岸。为了给人民共和国提供一台进行核物理试验用的加速器，他到处奔波。1950年3月，赵教授历尽艰辛回到祖国后，首先在这个“科学城”里主持建立了我国核物理研究所需要的加速器。到1958年，终于利用从国外运回的器材和部件，建成了我国第一台二百五十万电子伏质子静电加速器。就是这一台加速器，现在还在发挥作用。前不久，赵教授来到刚刚破土动工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施工工地，展望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前景，心中无比欣喜。
“科学城”里的不少单位都是在一些科学开拓者的带领下，经过大家多年辛勤的创造性劳动逐步建立起来的。坐落在
“科学城”东部的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就是五十年代中期，刚刚从国外归来的著名力学家钱学森、钱伟长和郭永怀等根据当代力学的发展趋势，经过反复研究筹建起来的。在他们富有远见卓识的布局下，一批当时许多人并不理解而实际上却具有重要实用价值和学术意义的研究工作，如高速空气动力学、等离子体动力学和爆炸力学等，在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中相继发挥了威力。
声学所是1956年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根据国防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建立起来的。在著名声学家汪德昭、马大猷等的带领下，现在这个研究所已经成为国际上一些著名声学家称道的声学科研基地，并且在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
现在，那些被人们誉为“国宝”的开拓者大多已退居二线，但是他们智慧的火焰仍在生辉。近年来，他们中不少人怀着对党和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对经济建设提出许多重要建议。有的则倾全力扶掖中青年，培养新的一代科学人才。如今，“科学城”的人们还在怀念着一些德高望重的泰斗，如童第周、赵九章、叶渚沛、戴芳澜、顾震潮等，他们已相继去世，但是，他们对祖国科学事业作出的贡献，为人类留下的宝贵财富却永留人间。你瞧，一批又一批的科学新秀，手持他们传下来的“接力棒”，正在你追我赶。
为民族争气
“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是推动我国科学家攻克科学堡垒、攀登科学高峰的巨大动力。早在五六十年代，这个“科学城”里的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就曾怀着这种心情，在标志我国国防和科技新水平的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中贡献了各自的力量。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彭桓武。这位年逾花甲的科学家，三十多年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为民族争气的事业。彭桓武四十年代在英国被遴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他在那儿有着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优厚的生活待遇，但是，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他返回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1948年，中原大地还在炮声隆隆，他就来到东北解放区。建国后不久，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等一批知名的科学家成了中关村“科学城”的第一批居民。在这里成立了第一个研究所，即现在的原子能所、高能所、物理所等科研单位的前身——近代物理研究所。多年来，彭桓武等以雄厚的理论物理知识带领一批中青年的理论物理学家、计算数学家，为原子弹、氢弹和原子反应堆的基本理论问题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1959年，苏联首先在原子能研究方面撕毁两国协议，撤走了专家。临行时说：“离开我们的帮助，你们十五年也休想搞出原子弹。”中华民族志不可夺。“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在周总理亲自挂帅、聂总直接指挥下，全国许多部门动员起来，整个“科学城”里四分之一以上的力量都来支援这项工作。在王淦昌、彭桓武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一批年轻有为的原子能科学工作者在攻克难关的过程中迅速成长起来。到1964年，我国终于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中间仅隔两年零八个月，我国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不久，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也在这个“科学城”里组装成功。据一些老同志回忆，从“两弹一星”的基础理论研究，直到关键部件的研制，相当一部分工作都是在这个“科学城”里进行的。
“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即使是在十年动乱的年月里，它依然是许多人挨斗后仍然偷偷翻阅专业书籍、“牛棚”中照样探索真理的动力。“文化大革命”中，就在这个浸泡在凄风苦雨中的“科学城”里，竟然存在着一些“世外桃源”，并且创造了奇迹。继1966年我国成功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之后，由生物物理所、物理所和北京大学化学系、生物系等单位的一批青年科学工作者组成的协作组，开始了猪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的研究。他们是一批血气方刚、要为我国争夺科学皇冠的有志之士。当时，他们中年纪最大的梁栋材也不过三十五岁。他们认为，我国的科学工作者既然在牛胰岛素的合成上能走到世界的最前列，为什么在胰岛素晶体结构分析上就不能与国际强手匹敌？但是，当时的环境是：批斗的喊声传入实验室，大字报糊严了工作间的窗户。然而，他们相约谁也不把派性带进这块天地。他们的潜心钻研得到了聂总的关怀。不间断的探索于换来了许多科研集体都可能产生、但是却被“文革”革掉了的科学奇迹。在我国许多学科与世界距离拉大了的情况下，他们却一直站在该学科的世界前沿。这个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攀登、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战斗集体，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多次受到赞誉。
在改革中腾飞
“科学城”里的人们在过去的年代，不仅为国防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为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是，在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党和人民要求中关村——这个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最大的科学基地承担更加艰巨的任务，发挥更大的作用。科学，如何更好、更有效地为国民经济服务？这是“科学城”里的人们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研究、探索的问题。
记者在工程热物理研究大楼前面，遇见了国际上公认的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的创始人吴仲华教授。他领导的工程热物理所对航空燃气轮机、船用和工业燃气轮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在工作实践中，他深深感到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之间缺乏桥梁，良好的成果迟迟转化不成生产力。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科研体制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局面，早在几年前，他就与航空工业部的430厂合作创办了中华燃气轮机研究与开发公司，在新中国首开了科学家出任公司经理的先例。
科学研究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也是一些在基础理论研究中有成就的科学家近年来热心于新技术开发、努力从事科学技术应用的动力。著名力学家谈镐生倡导成立了国内最早把科研与生产挂钩的经济实体——闽东新技术开发公司。随后，他又发起组建了振华新技术开发公司，积极从事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他还应邀去江苏、福建等地讲学，为当地的技术开发提供咨询。
在“科学城”里采访，记者听到许多科学工作者在畅谈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的感想。他们跃跃欲试，积极投身四化建设，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人们深信，改革一定会使曾为我国的“两弹一星”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城”在四化建设中再立新功。
本报记者　王友恭
科学报记者　刘声远　卜向群（附图片）
（题头照片由郑国庆摄）
　　“科学城”里的居民们正在工作。
杨武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