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货殖列传》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读史札记

读《史记·货殖列传》
陈泊微
近年来关于致富问题的议论多起来了，“发家致富”、“富民富国”以及“让国家和人民尽快地富起来”等等词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街谈巷议中和报刊文章中。想想从前曾经存在过的那种以穷为荣，耻于说富、讳于说富的变态的社会心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社会进步！耳闻八十年代说富道富的声音，不由得想起了一位古人——大历史家司马迁。
司马迁不是经济专家或理财家，他的官职也与治民理财毫不相干。但是，这位地位卑微的穷史官，却偏爱说富道富。他的《货殖列传》可以说是一篇说富道富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不仅记述了中国大地上的物产资源、农工商贾的经济活动和四面八方的风俗民情，而且津津乐道地介绍了一批致力于富民富国的政治家和许多从平民百姓中冒尖出来的生财有道、发家致富的人物。文章中那些洋洋洒洒的议论以及画龙点睛式的评论，始终是围绕着一个富字，一篇不到五千字的文章，用的富字竟达四十九个之多。这位太史公就着“富”的问题讲出的一些道理，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觉得耐人寻味，启人思索。
司马迁不愧是一位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头脑的历史家，他以锐利的眼光观察历史和社会，看出了人们的经济地位的重要，看出了富的重要，而对于统治阶级视为神圣的礼义道德却并不怎么恭维。他赞赏管子的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在引用这两句名言之后，紧接着作了一段很有风趣的发挥：“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司马迁就是这样把统治阶级的礼义道德从天上降到了地上，指出礼义道德是由经济地位——富——所决定的，离开经济条件，它是维持不了的。
靠什么途径积累财货以致富呢？司马迁认为，各种经济活动都可以致富。他不象一般士大夫那样鄙视工商业。在《货殖列传》中，他将农、工、商、虞（虞是古代掌管山泽生产事业的专职人员）四者相提并论，说这四大经济部门都是“衣食之原（源）”，发展起来，都可以“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他所介绍的发家致富的人物之中，既有“好稼穑”、“力田畜”的农人，也有逐鱼盐、铁冶之利的商贾；他甚至还特别提到，就是那些贩油、卖浆、磨刀剑之类的小商小贩之中，也有因巧于经营而“起富”的富户。在他看来，一些处于社会下层的贫贱细民越出封建的上下尊卑的等级藩篱而富了起来，有了势力，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他还认为，富，并不是注定为某些人长久垄断的，因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人们可以凭着“作力”（勤于劳作）、“斗智”（智力的竞争）、“争时”（善于抓住经济活动的时机），去获得财货而致富。在他那个时代，上述这些观点可算是积极、开明的思想了。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司马迁反复阐述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老百姓向往富裕和追求尽可能好些的生活享受，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为政者决不应该逆此而行事。他说，从王侯到“匹夫编户之民”莫不“患贫”；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正因为这样，才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普遍的社会现象。他在《货殖列传》中列举大量事实来说明：农工商贾无需谁去号令和组织，他们都能自发自愿地“各任其能，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事”，这都是为的去“求富益货”；那千千万万的人，“不择老少”，“出不远千里”，不辞辛苦地到处奔波，也都是为的去“奔富厚”。这种求富奔富、趋利逐利的活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他认为这既符合于“道”，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对于人民的求富奔富的种种活动，为政者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来对待呢？在这个问题上，在古代是有思想斗争的。比如，司马迁的同时代人董仲舒就鼓吹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他把“万民之从利”看成非常可怕的事情，主张用“教化”去围堵和遏止，这种思想真称得上是“教化万能论”了。司马迁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人民追求富裕“逸乐”的生活，是自古已然，即使以精妙的大道理挨门逐户去说教，也是“终不能化”的。那么怎么办呢？司马迁有几句话：“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可以看出，他是有区别地肯定前四种做法的，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也就是：顺应自然，因势利导，正确地进行思想教育，加上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他最不赞成的是最后一种做法——“与之争”，即同老百姓对抗，不让老百姓去求富益货和趋利奔富。
司马迁就是这样通过说富论富，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对社会道德问题的看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所含有的某种朴素的唯物的因素。正因为他在《货殖列传》中冲破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讲出了一些一般士大夫所讲不出的道理，所以他也就受到了一些正统的卫道士们的非难。例如班固就曾经指责说，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其“是非颇缪于圣人”。既然如此，我们不妨看看班固自己是怎样“述货殖”的。
班固在《汉书·货殖传》中，开宗明义就说：远古的“三代”（夏商周），赖有“先王之制”，百姓“安其居而乐其业”；社会生活方面，上下贵贱，等级分明，“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据他说，这是“在民上者，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义）而贱利”的结果。而“三代”以后呢？据他说，一切都变坏了：“商通难得之货，工做亡（无）用之器”，一批批卑贱小民居然通过从事商贾和工匠的职业而上升为富翁，这些人都属于“不轨奢僭之恶”！班固对于工商业的发展如此大惊小怪，如此憎恨，这只能说明他丝毫不懂得，工商业的繁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历史的进化，而不是历史的倒退。班固这种颂古非今、夸大礼教道德作用的思想，跟司马迁的思想恰恰成了鲜明的对照。由此可知，他对司马迁说富道富的货殖论妄加指责和讥贬，就毫不足怪了。
司马迁的说富道富，已是两千多年前的事了，与我们在社会主义时代说富道富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司马迁所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是不是也有值得我们玩味和思索的地方呢？譬如，今天我们的社会上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个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对待人民群众求富奔富的问题呢？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为了创造更高的生产力，保证人民逐步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也可说是为了富民富国。“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民群众求富奔富所体现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有如江河的奔流，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顺天应人，拆除那种种阻遏生产力发展的“堤防”，让人民早日摆脱贫穷，尽快地富起来。当然，“教诲之”的问题也是一件大事。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越来越复杂化和多样化，这就更加需要做好思想教育，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趋利逐利、求富奔富当中不忘“大义”之所在，也就是说，能够自觉地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集体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思想教育的使命是鼓舞人民去奔四化，但是，思想领域的工作如果走歪了路，也会干扰和妨碍四化的实现。在“左”倾思想流行的那个时期，曾经发生过以“教化”作“堤防”去围堵、阻遏“水之趋下”的错误，这是应该永远引以为训的。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太史公热衷于说富道富，但并不是正邪不分地鼓吹发财致富。他指出，社会上有一种“弄法犯奸而富”的人，这就是他所不齿的“奸富”。谈到这一点，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如何运用法律规范的问题。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富，也有正邪之分，那些靠侵吞公共财产、盗窃国库、贪赃枉法、走私漏税等非法行为而发不义之财的经济犯罪分子，难道不也是一种“奸富”吗？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律保护一切正当的富，但决不容许破坏改革、为害社会的“奸富”分子逍遥法外。我们现在讲富民富国，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朝着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前进。我们正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干着一件前所未有的求富造富的伟大事业，这是古人的任何美好的富民理想也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