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早期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下）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点革命史

　　反对早期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下）
1931年5月1日至3日，四个托派小组织在托洛茨基的多次催促下，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了中国统一的托派组织，沿用托陈取消派原来用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称，选举了由陈独秀（总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等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并且在上海设立了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与法南（法租界及南市）四个区委。中央机关报是《火花》。
在几个小组织统一前后，他们除了大打派仗，互相攻击，频繁地向托洛茨基写信，以示唯我独“左”之外，主要的活动是出版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托洛茨基、托派临时国际以及他们自己写的文章、决议、宣言、声明等。在宣传托洛茨基主义，抨击几句国民党独裁统治，呼吁呼吁召开所谓国民会议的同时，把矛头重点指向中国共产党，妄图利用党内连续出现的第二、第三次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混乱和困难时机，取而代之，夺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还在1930年3月和7月，陈独秀就在《无产者》刊物上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以教条主义的口吻，引经据典，攻击党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是对城市工人运动的“背叛”，诬蔑红军是“土匪”、“流寇”，其归宿将与历史上失败的农民起义一样。当时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曾将陈独秀诬蔑红军的文章大量印发。党的机关报《红旗》发表了李立三等人写的一系列文章，进行还击，指出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再也没有陈独秀的位置了，他已经坐到国民党改组派的位置上去了。尤其是毛泽东起草的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其中直接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及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中批判了对农村武装斗争的悲观思想），以及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等文件，为彻底批驳托陈取消派的谰言，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这时期，党与托派的另一场大斗争，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托派分子严灵峰、任曙、刘仁静等摆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架势，把托洛茨基和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已经用过的破烂重新搬出来，胡说帝国主义的入侵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把帝国主义为了掠夺中国而建立的殖民地经济、农村商品经济和高利贷，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经济，从而论证出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的资本主义社会，以此来否定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从根本上取消土地革命和农村武装斗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向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也发起了进攻，妄图扼杀革命理论和革命思想的传播。这些托派理论家的进攻，起到了反革命别动队的作用，尤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党通过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领导“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以《新思潮》等刊物为阵地，组织张闻天、王学文、吴亮平、柯柏年、潘东周（后来叛变革命）以及其他一些与党有联系的革命知识分子，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系列战斗檄文，给托派的谬论以有力的驳斥；揭穿他们采取混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以及把殖民地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的伎俩，实际上是在“左”的词句伪装下，赞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反动统治者效劳，取消中国革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运动的高潮，托派中央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和文章，妄图把运动纳入他们“国民会议”的轨道，提出把所谓“国民会议”作为“领导全国民众反日斗争的总机关”。托派华北区委在南下的学生请愿队伍中，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妄图夺取运动的领导权。有些托派分子甚至提出“我们不应爱资产阶级的国，救资产阶级的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是我们阶级的立场”等等荒唐透顶的言论。对此，党中央在《红旗周报》上发表了博古、张闻天等人的文章，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同时，党中央代表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在9月22日作出决议，提出“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特别在东北，更应加紧发动群众，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表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在我党的坚决斗争和苏区红军胜利发展的事实教育下，以及在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专政粉碎了托派所谓“国民会议”迷梦面前，中国托派日趋动摇和瓦解。不少人逐渐醒悟，纷纷脱离托派组织。有的回到革命阵营；有的不问政治，寻找“世外桃园”去了；有的则彻底投降反动派，成为残害人民的鹰犬。如被称为托派“元勋”的梁干乔和陆一渊，就在“统一大会”后不久，投奔国民党特务组织。在与党分裂时从党内拉出两个工人支部，从而为托陈派立下汗马功劳的马玉夫和陈独秀的秘书谢德盘，也先后向国民党告密，致使新成立的托派中央还未开始工作，就于1931年5月23日和翌年10月15 日两度被破获，其成员包括陈独秀在内都被捕入狱。从此，中国托派一蹶不振，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曾想尽办法帮助他们重整旗鼓，要他们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托派政党，以取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终未得逞。
早期中国托派覆灭的历史，从一个侧面，雄辩地证明了托洛茨基主义此路不通；证明了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及其战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通过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局面，才是完全正确的革命道路。
（唐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