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左”的流毒　促进创作繁荣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清除“左”的流毒　促进创作繁荣
袁鹰
文艺创作如何反映城市改革，这同城市改革本身一样，是一篇需要我们许许多多同志共同努力来写的大文章。这篇大文章不仅要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史上开创新的局面，写下新的史页，也将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反映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地上的伟大变革的作品，必然会超过我们民族文化史上的盛唐时代，也会超过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生长在、成熟在这个伟大时代的我国文艺工作者，是幸运的，值得自豪的。
伟大的时代呼唤着伟大作品的出现。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应该紧跟着党和人民的步伐，满腔热情地投身这场伟大的变革，努力与时代同步前进。我们文艺战线同各条战线一样，当然只能服务于建设四化这个唯一的中心，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什么中心。我们大家都要当改革的促进派，四化的促进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读到了不少反映农村变革的作品。其中一些优秀之作，可以称之为纪录农村变革、纪录四化进程的里程碑。现在迎面而来的城市改革，是我们不熟悉或不甚熟悉的崭新的事业。因此，我们都需要一个思想准备的过程。
我认为处于第一位的、最迫切的，是改革自己的头脑，改革那些不适应新的形势的传统观念，特别是要从长时期缠绕我们的“左”的思想影响中解脱出来。党中央有关城市改革的决定、政策、精神，是武装我们头脑的强大武器。没有这种科学的思想武器，就不能在错综复杂的生活现象中理出头绪，抓住本质和主流，认清历史前进的方向，也就不能真正做到与党中央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保持一致。多年以来，我们头脑里有不少自以为是符合马列主义的观念，其实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如“穷则革命，富则修”、“金钱是万恶之源”之类的糊涂观念，曾经长时期地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在看待先进人物，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也就产生一些不正确的观念，不正确的标准。6月间，我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参观访问团到珠江三角洲去访问。时间虽短，却大开眼界。深圳经济特区的同志曾经说起他们在这些年受到的种种压力，特别是舆论的压力。例如有的同志到特区参观，临走时竟说：“深圳除了一面五星红旗以外，其余都变成资本主义了。”也有一些同志表示怀疑：“特区到底姓‘社’还是姓‘资’？”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明确地肯定了特区的改革经验后，他们心里才觉得踏实些。深圳的同志在介绍这些情况时并没有多少愤慨。他们只是惋惜地说：“这些同志已经落后于我们的时代，落后于党中央的步伐，有些观念是需要改革的。”我认为，这话说得很深刻。不把那些陈旧的、过时的思想观念来一番更新，是不可能正确地、准确地认清形势的。何况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正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也需要在实践过程中改革某些已经同时代不相适应的论点和论断。
要反映改革，需要有勇于开拓的思想感情，要有改革者的胆识。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既然是一场革命，自然就要革掉那些阻碍社会发展的旧思想、旧意识、旧规定、旧方法、旧制度、旧政策，这就决定了开拓者的道路是崎岖的，坎坷不平的，甚至于举步维艰。各种阻碍改革的旧的东西，有时会象有形的或无形的网，层层地包围着他们，看他们的笑话，等待他们的失败。改革艰难，反映改革也不易。有的同志写了反映改革的报告文学，但是常常要惹来麻烦，甚至引来一场官司。但我们有的作者是有胆有识的，因为他和那些遇到困难的开拓者、革新者心心相印，思想感情一致，自己也投身于这场变革的激流中。要写改革者，我们自己也要具有改拓者的襟怀和品格，有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思想感情。
有些同志常说“改革家都没有好下场”，讲这句话的同志可以从历史上找到若干依据。但在今天党中央全力抓改革，支持改革的形势下，就不可能成为规律。改革者遇到麻烦多是事实。反映改革的作家也会遇到麻烦。他们会收到成堆的信件，会受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批评，包括打官司。这就需要坚持真理的勇气。一些同志不是常碰到
“对号入座”的问题吗？尽管你一再声明自己写的是小说，是戏，是电影，是虚构的，但有的人总是要对号入座，对这些“对号成癖”的同志，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他对去，何必没完没了地纠缠呢？“对号入座”似乎有历史渊源，鲁迅当年写《阿Q正传》时不是就遇到过“对号入座”么？鲁迅不予理睬。今天，我们不妨向鲁迅先生学习，不受这些干扰。
思想准备中最重要、最起关键作用的问题，就是进一步克服和清除“左”的流毒。在经济改革中，党中央花了很大气力，在经济领域的各条战线、各个部门清除“左”的思想影响，而且取得了成效。很多新的政策，很多正确的措施，都是在清除“左”的思想影响过程中制定出来的。如果没有这几年的大力反“左”，经济战线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的大好形势，改革和开放的决策也不可能得到贯彻。但在我们文艺战线，有时形势似乎不那么明朗，忽而“晴转多云”，忽而“多云转阴”。其实，文艺战线“左”的思想影响历史很长，很深，危害严重。这是大家都亲身经历过、切身感受到的。这个幽灵长期在我们中间游荡，徘徊不去。以至粉碎“四人帮”已经八年，在某些部门、某些地区却至今不曾旗帜鲜明地批判“左”的影响。甚至出现过这样一种奇怪现象：在党中央花那么大气力在经济战线以及其它各条战线批“左”反“左”的时候，我们文艺界却不提反“左”的问题。经济上反“左”，文艺上反“右”，这是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实际的，是站不住脚的。
文艺战线“左”的思想影响表现在哪里，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问题，需要细致地调查研究，也需要理论家来作周密的阐述。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比如，对文艺战线形势的估计和分析，文艺界有的同志常常夸大缺点和错误。把某一个作品的失误、某一个作家艺术家的缺点，都说成严重“倾向”，以至于谎报军情，草木皆兵。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必然要导致不符合实际的判断和决策，也就会造成不好的效果，而且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扭转，这是不是“左”的思想的表现呢？又如，对文艺功能、作用的表述上，我们有时也有过分夸大之处。文艺的好的社会效果，能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它的积极作用，主要是在精神方面。在战争中，能不能代替部队克敌制胜呢？建设时期，能不能代替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呢？改革时期，能不能代替改革者和实干家呢？当然是不行的。同样，它的消极作用固然不能低估，那些不好的作品、有严重缺陷的作品，会对读者、尤其是对青年读者产生不良影响，会影响到他们的人生观、道德观和审美观。但无论如何，它决然达不到我们过去常常渲染过的“亡党亡国”的地步。由于文艺而亡国，古今中外都找不出先例。过分夸大文艺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特别是夸大它的消极作用，是否也是“左”的思想的表现呢？又如对文艺界知识分子的估计上，有的同志仍然因袭着多年以来形成的观点，不是把他们看成一支党培养多年的可爱的、可以信任的队伍，而是看成毛病最多、问题严重的异己力量，充其量是教育、改造、团结的对象。文艺队伍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都是完人。但从整体上看，我们这支队伍虽然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的残酷迫害，仍然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的好队伍。这是党中央多次明确肯定的。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同志总是同党中央的估计不一致，仍然习惯于扣帽子、打棍子。有位老同志说得好：中央一再强调不准打棍子、扣帽子，有的人却多一种：鞭子。把鞭子拿在手里，虽然不打下来，但总是在头上挥舞，“呜呜”作响，叫做“鸣鞭示警”。很可以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放下你的鞭子！》如果总有帽子、棍子、鞭子在头上挥舞，作家艺术家怎么能心情舒畅地从事创作，又怎么能实现创作的繁荣呢？
迷雾不散，难见艳阳；“左”毒不除，国无宁日。“左”的思想在文艺界的影响，决不是象某些同志所说的“已经解决了”，或者“并不严重，严重的问题是右。”而是根深蒂固，使我们长期病魔缠身，五痨七伤。中央最近强调提出文艺战线也要着重克服“左”的思想的影响，这是符合文艺战线实际、也是符合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心愿的。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剥削阶级思想对我们队伍的侵蚀，包括外来的不健康的思想影响，这是不待言的。对于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们也应该根据党中央的一贯方针，积极引导。如果发现确有严重问题，就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同志式的帮助，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而不能扣帽子、打棍子，也不必经常挥舞鞭子。只有坚决克服和清除“左”的流毒，坚决落实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发挥主动性，创造性，投身于改革的洪流，写出无愧于我们伟大变革时代的好作品，才能实现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号召和要求。
〔作者附记：本文是根据10月间在工人出版社和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召开的城市改革题材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