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爱电影音乐指挥工作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答读者问

我热爱电影音乐指挥工作
上海电影乐团首席指挥　陈传熙
问：人们都说您是“银幕上出现名字最多的人”，是电影音乐艺术的“不露面的指挥员”。请您谈谈您是怎样爱上音乐、又是怎样走上电影音乐岗位的？
答：我从童年时代就酷爱音乐。当时我的故乡广西省，正处于军阀混战的局势中，为了避难，全家曾旅居越南的谅山市。那时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驻军，有一个乐器齐全的铜管乐队，每逢星期六的傍晚，都打着火把例行地吹奏着进行曲绕城一周，以丰富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我逐渐成为这支军乐队的忠实听众之一。每当吃过晚饭，总是尽早地跑到军营门前，等候军乐队出来演奏，以最大的兴趣尾随着他们绕城一周，听他们且行且奏。时间久了，便也能随着乐队的声音，哼出几句他们所吹奏的曲调。我幼小的心灵，深深地被这些美妙的军乐所感动，并沉浸在雄壮的音乐气氛之中。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音乐。
1935年我在广西省立南宁高级中学毕业后，已经具有启蒙音乐知识的初步基础，乃决心报考当时我国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这个学校是我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于1927年所创办，由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保姆萧友梅先生艰苦卓绝、惨淡经营，培养音乐专门人材的场所。我很幸运地被录取了，我所学的主课是钢琴，副课是双簧管。毕业后进上海市交响乐队（即抗战前的工部局交响乐队）任演奏员，并在国立上海音专、南京国立音乐院设在常州的少年班任副教授。解放后继续任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1952年被上海交响乐团选拔为乐队指挥。
我走上电影音乐指挥的岗位是1958年的事。那时上影乐团缺少指挥，有关领导决定要调我到上影乐团任专职指挥。当时我的思想产生了激烈的波动。众所周知的上海交响乐团是我国历史最长久、演出水平也较高的交响乐队之一，它经常演奏中外著名作曲家们的典范名曲，接受国内外著名指挥家的访问演出，并有较多的机会参与接待外国艺术团体进行文化交流访问等活动。这种条件，对一个乐队指挥来说，是十分优越的。让我从面向观众的音乐会舞台上走下来，到银幕后面去专搞从属于电影的音乐录制工作，实非个人的志趣所在。但是经过思想斗争，我还是服从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并且安心、愉快地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二十七年。
问：这些年您指挥配乐的影片有多少？您在这项“幕后”劳动中体验到哪些甘苦？
答：这些年来，我所指挥过的电影配音影片，大约在三百部以上。其中著名的故事片有《林则徐》、《聂耳》、《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枯木逢春》、《红日》、《老兵新传》、《李双双》、《阿Q正传》、《燎原》、《陈毅市长》、《曙光》、《苦菜花》、《天云山传奇》、《邮缘》等，美术片有《牧笛》、《大闹天宫》、《小号手》等，科教片有《不平静的夜》、《邱财康》、《无影灯下颂银针》、《世界屋脊》等。
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使我越来越热爱电影音乐这项工作，对电影音乐的录制工作越来越具有充分的信心。在工作中，我体验到了一个电影音乐指挥的最大快乐。每当我往指挥台上一站，喊一声“实录”，录音棚里立即鸦雀无声，大家严肃地工作起来，这时我的欣悦之情远非笔墨所能道述的。每当我完成一段音乐录制后，得到作曲家和导演同志的点头赞许时，我就更加欣慰无已。记得十年浩劫之前，我指挥影片《红日》先期录音的主题歌《谁不说俺家乡好》，片拍好后审查时提出要改动歌词，因影片已拍好，重录歌曲就要把工作程序颠倒过来，既要对长短，还要对拍好后演员唱歌的口形，我在乐队和独唱者的通力合作下，喊了一声：“请大家跟着我的指挥棒！实录！”就这样，一遍就顺利完成了。顿时博得同志们的掌声和欢呼。我真有点象英雄班师回朝似的，心头充满了骄傲与喜悦。每当我想到我有那么多的“知音”——天南地北、海内外的亿万热心的电影观众们，我便感到万分欣慰。虽然我未能在银幕的画面上和大家见面，但观众常在字幕上看到我的姓名，而且热情地尊重我的这点滴劳动，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和鞭策。当然，有时工作中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挫折，如某段音乐我本来已经感到满意了，但作曲者又提出新的要求，或者导演同志又想出什么新点子来，这时我就感到真有点象侍候几个婆婆的“媳妇”，满心有意见又不便拒绝演奏，只好认真地再重来一遍。
我从事音乐学习和工作已近半个世纪了，目下我已是一个满六十八岁的人了，但我还决心要把仅有的余热贡献给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的音乐事业做更多的工作，这将会使我感到最大的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