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栽梧桐引凤凰——云南人才开发采访札记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快栽梧桐引凤凰
——云南人才开发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　颜世贵　段存章
到昆明，登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已是人所共知。但在大观楼内东墙角一个不被人注意的石碑上刻有十四个字，却耐人寻味：“放开眼孔穷天地，别有心肠蕴古今。”
记者在与云南的干部接触时，常常听到这样两句话：“我们云南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我们云南的经济发展不快。”是的，云南确实是个好地方，经济发展确实慢了点。云南待开发，要办的事情很多，但首要的是人才开发。
人才倒流
云南人才奇缺，这是一致的看法。据十四个州、市的八十四个单位统计，急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二万三千多人，尤其紧缺高、中级及中年科技骨干。
然而，有些单位和部门又留不住人才，外流的数字惊人。1979年至1983年五年间，调离本省的专业技术人员达五千五百多人。
总的看，这里缺人才，但一些单位又人才积压，或是人才分布不均。边远山区、集体企业望才若渴，而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中央直属企业里人才济济，不少人因无用武之地而苦恼。如云南仪表厂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21％，人才比例居全省首位，不少技术人员因为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要求调往外地，但厂领导宁可“闹死不放”，也不让其流动。
省政府副秘书长高鹏云在同记者谈起这些情况时感慨地说，主客观原因能讲几条，但主要是知识分子政策不落实，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有的待遇好了，职称有了，乌纱帽也戴了，为何还要走？就是那里不能满足他们“追求的创造性劳动”。
再不尊重人才，云南开发将成为一句空话。今年5月，在全国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省长普朝柱向人民日报记者发表《云南的大门向全国敞开》的谈话之后，全国有十九个省、市的三百多名科技人员要求到云南工作。为此，省政府成立了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这个机构十二名干部，其中大学毕业的十人，平均年龄三十五岁。他们思想解放，珍惜人才，先后从外省引进四十二名技术人员。这个数字虽小，但突破了人才的部门所有制。他们规定两条：一、对于到云南支边志向坚定、业务水平较高、已联系好接受单位的省外人员，几经商议，原单位不同意调出，而本人又愿意辞职到云南工作者，可作特殊情况对待，承认其原有工资级别、职称、工龄、粮户等关系。二、凡是云南到外省读书的应届毕业生和外省应届毕业生分配工作后，本人要求来云南工作，以及云南应届大学毕业生分配到省外工作而要求留在云南工作的，只要是学的省内奇缺专业，可持毕业证书或报到证到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登记，根据工作需要给予安排。
无形帽子
记者在调查中，觉得过去写在街头墙壁上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标语已被白灰抹去了，但这根弦的余音仍在一些人的脑子里萦绕。那种“帽子工厂”虽早已停业，但一顶顶无形的帽子还不时在起作用，阻碍着人才的开发。
五十五岁的助理工程师黄世荣，1958年搞水电，整整二十四年钻在深山峡谷，为群众办小水电站。全县总共建起小水电站三十三个，以黄世荣为主建的就占十六个。他勇于革新，先后改制和创造了不少新的电机设备。即使在“文革”动乱的年代，他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不下山，不停工，不跟着呼口号。
谈起黄世荣的成绩，谁都无法否认。然而，对他的待遇却是不公平的。“他出席过先进工作者会议吗？”“没有。有一年机关选模范，也没选上。”“他生活有啥困难吗？”“老伴和孩子在潞西县农村，长期两地分居，他没申请解决。今年县里已把他的材料报到省，现在还没批回来。”问及黄世荣有何缺点，县水电局的负责人说：“这同志毛病不少，骄傲、脾气固执……”，于是乎，一顶无形的帽子飞来了，怪不得应该解决的事不能解决。至于入党就更难了。前几年，老黄向组织交过入党申请书，党支部负责人听到群众反映两件事：一是黄的继父有历史问题，二是曾有一寡妇给他写过信。为此，兴师动众调查，也无实据可证，但组织上也再无人找黄谈话。自然，又一顶无形的帽子显灵了——“亲属历史不清”、“作风有问题”，而被拒之党的大门之外。
人才挑战
“我们这地方，有木材没人才”。其实，不是没有人才，是眼睛没有向下。眼睛向下，人才济济。
保山市郎义乡总支书记杨紫鸣把在“文革”期间惨遭破坏的明代建筑龙王庙修复一新，办起了农民公园。杨紫鸣亲自为公园绘画、题诗，别有一番匠心。“你不怕人说你搞封建迷信吗？”老杨笑答：“农民吃饱穿暖了，不能没有看的、玩的地方。龙王庙也能办旅游！”这里的游人最多一天达万余人，一年收入两万多元。
有眼光的人何止杨紫鸣一个。就在保山坝子的板桥镇，有个精制挂面的能人。他叫万文秀，年逾古稀，重操旧业，恢复祖传“麒麟”牌挂面，联合十四户农民搞加工，产品远销到昆明等地。目前，万家的“胃口”很大，要求扩大加工场地，增加联户加工范围，外出传授技术。如能一一满足，年产百万斤挂面不成问题。保山市委认为，万家的挑战给自己上了一课，粮食多了要搞食品加工，走民办的路子潜力大。
只要下去走走，人才就在面前。在边远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冒出两个“小人物”：一个是盈江县团结村农民祝家万，他从穷山沟闯出一条富路，贷款修路、种甘蔗，带动了周围景颇族农民；一个是瑞丽县委机关小车司机莫喊，杀了个“回马枪”，离职回家乡，办起一番大事业。开车多年的小赵从未走过农民用贷款修建的公路。他惊讶地问：“是真的吗？”凑巧，祝家万驾着拖拉机从前面过来。这位三十六岁的汉族农民担任团结村村长，一年前，他要带领穷山沟的景颇族群众种甘蔗，苦于无路。于是，他向银行贷款八千多元，修成一条七里长的公路。然后，由他牵头承包集体荒山五百亩，自己留下四十二亩，其余分给群众。1983年，收入三万元，除了偿还修路贷款，又拿出二万元，借给别人种甘蔗。开始，有些群众不敢干，他说：“党的政策象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亮，暖亮了穷山寨”，“政策再好，用车把钱拉到马路边，你不干，也白搭”，“文件摆着，广播天天叫着，你怕啥！”在他带动下，全村二十三户，种甘蔗贷款户均万元。
三十岁的傣族青年莫喊也了不起。他妻子是位汉族干部，岳父是原县委副书记，当他要求辞职回乡当专业户时，不能说没有阻力，但他冲破传统观念，丢下“铁饭碗”，端起了“泥饭碗”。他盖了二十三栋竹楼做鸡场，养鸡三千多只，还办起米面加工厂。接着，买回一辆轿车准备搞客运。我们去访问那天，莫喊到北京参加专业户座谈会了，搞接待的是一位二十岁的青年人。他是从缅甸回国的华侨，被莫喊招聘来办养鸡场的。
“小人物”挑战，打开了领导者的眼界。开发云南，振兴云南的经济，难道就不需要这样一些人才吗？
手下留人
手下留人有两种：有些领导发现人才外流冒火，“我不签字，你办不了调动手续”，但也不起用、提拔，反正是“孙悟空本事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之手”；有些高明的领导却不这样，他们利用手中的权落实政策，温暖人心，“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钟振川属后一种领导。这位四十七岁的白族干部、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现担任大理白族自治州州长。他认为，对人才不能用权来卡，而要开渠引导。当边远山区为分配不到大学生犯愁的时候，今年5月，他利用参加全国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机会，到中央民族学院“游说”，招来六名大学生，把他们分配到党校、师专等重要岗位。
钟振川是有眼光的。他说：“发展民族经济，要抓好教育，抓好干部的成长，培养自己的人才。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才能大发展。”他们积极迎接国家对大西南的开发，第一招，建立民族教育体系。现在全州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42％，青少年文盲占总人口的26％。为改变文化低的状况，下决心办好十一所民族小学、十一所民族初中、一所民族高中，明年新办民族师范学校。第二招，培养民族干部。近几年送到各级党校学习的干部二千七百多名。第三招，投资八百万元，新建“三馆”（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
手下留人，不能怕人才超过自己。居于领导岗位的干部不要学“武大郎开店”——容不得高个子；组织、人事部门要放开眼孔穷天地，不拘一格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