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爱泼斯坦同车夜话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与爱泼斯坦同车夜话
甘惜分
1984年10月9日的傍晚，我坐上北京到武昌的特快列车。刚找到座位，只见对面坐着一位外国老人。他放下书本跟我打招呼：
“请问上哪儿去？”
我怔了一下。这位国际友人能说汉语，虽不十分流利，但听得懂。
“去武昌。请问您去哪里？”我反过来问他。
“也是去武昌。您是作家？”
“不是，我在学校工作”。
“去开会吗？”
“对，去参加《史沫特莱在中国》学术讨论会”。
他听了大为高兴：“我也是去参加这个会的。”
我当然更加高兴了。“请问您是……？”
“爱泼斯坦。”
我不禁“啊”了一声，连说“久仰，久仰。”
这时我悄悄打量这位同行。他个子不高，即使在中国人中，也算是小个。头发稀疏，但两眼有神，整个面庞给人以慈祥敦厚的印象。
“爱泼斯坦同志，其实我们很早就见过面了。”我说。
“什么时候？”
“抗日战争时期。”
“啊！”这次是他“啊”了，
因问：“什么地方？”
“晋西北。”
他又“啊”了一声：“对了，1944年我去过晋西北。”
可不是吗？那一年，重庆方面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去延安，有几位外国记者还继续深入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那时我在晋西北工作，多次见过这几位西方记者。他们冲破重重阻力，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全世界报道了解放区的真实情况。这些中外记者中，中国的有赵超构，外国的就有此刻坐在我对面的这位爱泼斯坦先生。他们回到重庆以后，大都写了报道，为国统区人民了解解放区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
事情常常这样，人与人之间由不了解到了解，最后成为朋友。我们对爱泼斯坦，先是称他为“先生”，后来改称“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到中国定居。他是波兰人，他的夫人是英国人，最后都成了中国公民。他现在是《中国建设》杂志的主持者。
我与爱泼斯坦同志热烈交谈着，几乎忘记了同房间还有一位美国人和一位日本的年青商人——他是为推销日本电视机来到中国的。
在我们隔壁的几个车厢里，同行的还有几位作家和摄影家。我们都是一同去武昌华中工学院参加纪念史沫特莱的大会的。人们告诉我：爱泼斯坦同志的夫人不久前去世，昨天开了追悼会，可他今天就踏上新的征途。这个消息使我震惊，对这位国际主义战士肃然起敬的心情骤然升高了热度。我立刻对他的不幸表示慰问。
爱泼斯坦十分平静，只说：“谢谢！没有什么，人总是要死的。”
后来我到了武昌，查阅10月10日《人民日报》，果然刊有美籍专家邱茉莉追悼会8日在京举行的消息，她就是爱泼斯坦的夫人。爱泼斯坦是在刚刚埋葬好妻子的遗体之后乘车南下，去纪念另一位生前友好——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史沫特莱。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令人景仰。一个外国人，把他的大半生全部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中国的土地上南北奔波，这使我们这些土生土长而又工作得不很好的中国同志感到惭愧，同时也大受鼓舞。
我接着问他有几个孩子。
“两个。一男一女，都大了，有工作了，也结婚了。但他们都不是我们生的，是中国孤儿。”
我激动地说：“你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啊！”他笑了：“是的，我是中国人，中国就是我的家！”
爱泼斯坦今年六十九岁。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许多闪光的东西。他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求真理，对中国人民充满深厚的情谊。与他一夕话，使我受了一次很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