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先生印象记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江南先生印象记
崔陈
江南时时关怀着祖国的命运，对于我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种种改革是心悦诚服、欢欣鼓舞的。最让他钦佩的是两个“文明”口号的提出。他说，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乃至一个人，光有丰富的物质享受，即物质文明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王宝钏坐寒窑，物质生活很低，精神生活却是充实的，同相府里的千金小姐生活相比，前者显然是幸福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得天独厚的基础和条件，因而物质文明的建设速度也应快于西欧、北美地区。他的这一真知灼见，已经为愈来愈多的事例所证实。他还不止一次地同我讲，
“不管国民党怎样吹，还是不如共产党好，通人情。大陆今天为这个开追悼会，明天为那个平反昭雪，真了不起。老蒋杀了那么多人，制造了那么多冤、假、错案，何时认过错？他从来没有忏悔过。”可以说，江南同我们是自觉但又不是盲目地保持着一致的朋友。对于台独分子对他的奉承和拉拢，江南嗤之以鼻，坚持不同他们来往。对于以王炳璋等人搞起来的“中国之春”，他曾著文嘲讽，说在美国的土地上结不出中国的民主之果，指出他们接受台湾津贴进行所谓的“民主运动”，是对中国现代史的莫大讽刺，说穿了他们是抛弃大陆的妻女另寻新欢的伪君子，是借爱国之名，行敲诈华侨之实以中饱私囊的江湖骗子，是一群名利熏心，搞政治投机的政治娼妓。
记得也是在1982年7、8月份吧，他读到上海的《解放日报》就曾刊登一篇错误文章所做的自我批评，又马上找来原文细看。他说，把人们之间交往的礼貌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逻辑上是不通的，实际上，只能起到淡化正在开展的“五讲”“四美”活动的作用。但对于大陆上有些青年人为台湾的虚假繁荣所迷惑而产生的错误观念又不能为他所容忍。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他在一家香港杂志上看到有人盲目地吹嘘台湾现状，感到十分气愤，第一次同我激动地讲，台湾到底什么样子，我们过来人最了解。国民党在大陆时的作为你们都知道，逃到台湾后更变本加厉。山东某个中学的校长，带领一批学生随蒋军到台湾。后来这一批学生发觉上当，纷纷要求返回家园。在威胁利诱皆告失败后，台湾当局下令在黑夜里逮捕这些尚不到廿岁的年青人，装在麻袋里全部投入了大海。当时我正在金门采访，同知道这件事的朋友谈起无不掉泪。对于台湾的特务统治，他更是深恶痛绝。他说吴国桢当年就是因为反对特工进入军队同蒋经国发生冲突，继而被排挤离开台湾的，从而对吴先生的人格产生景仰。但是，聪敏过人的江南既然对此有切身的体验和认识，为什么就没有躲过暗杀呢？我想这除了用他本人对美国法制的迷信，从而放弃警惕来解释外，更主要的是由于他的对手的没落和凶残。这是江南生前所没有想到的。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