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白毛女》影片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影评

　　评《白毛女》影片
周巍峙
《白毛女》故事，在抗日战争初期，盛传于晋察冀边区广大乡村。这个民间故事说明了中国的劳苦群众在阴暗而又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是被压榨，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但她（他）们却是不妥协不屈服的；对于未来美满生活的无限热望与确信，鼓舞着她（他）们钢铁一般的斗争意志。白毛女不是一般的受难人物，而是中国劳苦人民反抗封建势力，坚贞不屈的奋斗精神的体现者，广大人民用自己的血和泪，来抒写这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塑造这个受尽折磨而又顽强万分的英雄形象。过去许多反封建的民间传说，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美丽的想像上面，梁山伯、祝英台可以变成白鹤或蝴蝶双双飞上天，而把马文才活埋在裂破的坟墓里；而白毛女却是以共产党八路军到来，解放了劳苦群众，因而也救出了自己作结束，他们通过这个既现实又浪漫的结局来控诉旧社会，歌颂翻天覆地的胜利斗争，歌颂自己的解放。
根据白毛女故事编成的歌剧是成功的，它用群众的诗与歌声，生动而集中地表现了中国劳苦人民这种革命精神，歌颂了喜儿那种“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要报仇我要活！”的顽强性格。中国人民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白毛女”也在“太阳底下把冤伸”了！这一优秀的歌剧曾在全国上演无数次，为广大人民所热爱，鼓舞人民斗争前进，发挥了伟大的教育作用。
《白毛女》影片基本上是根据歌剧改编，但也作了不少重要的增删，它使原剧在完成《白毛女》这个不屈服的性格方面所存在的某些缺陷得到弥补。这样就使《白毛女》的顽强性格得到更圆满的描绘，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得到更有力的发挥。
第一、在原剧中白毛女被黄世仁奸污后，是“压折的树枝石头底下过”，反抗的意志表现得不够鲜明，而在黄世仁骗她时，她竟对黄寄与幻想，以为富人真会爱她这样一个穷女孩子；以为自己既已见不得人，不如跟黄世仁过下去，也就算了。直到二婶子给揭破以后，她才知道是受骗了，才想到反抗。这个地方的处理是十分不妥当的。因为我们所要表现的喜儿是优秀的贫农女儿的典型，群众通过《白毛女》的传说，通过自己革命浪漫主义的想像，来表现自己勇敢斗争的性格，因此喜儿绝不是个别的贫农女儿，更不是那种毫无阶级意识那样易于受骗，甘于忍辱偷生的没出息的女孩子，描写她对凶恶的阶级敌人黄世仁产生那样的幻想不能不说是歪曲了喜儿的性格，伤害了劳动人民的自尊心，对整个主题思想也是严重的损害。就是撇开“白毛女”主题思想不谈，单从一般“人情”来看，黄世仁是恶霸，是凶毒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不仅剥削农民的劳动果实，他更逼死白毛女的父亲杨白劳，凄凄惨惨地死在雪地里；他拆散喜儿和大春的爱情与幸福生活，而喜儿自己又被他糟蹋了，过着牛马般的奴隶生活。喜儿对于黄世仁满怀仇恨，她怎会忍辱屈就，对黄存幻想呢？也许有个别贫农的女儿在一切绝望以后，可能存在这种错误念头，但这也绝非本剧所要求表现的内容。在电影中把它删掉了，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加强喜儿这种反抗性格的表现，在影片中增加了许多重要的情节，它说明喜儿被污辱后，随大春逃走没有成功，被黄世仁打入磨房受苦，美丽天真的小姑娘，在繁重的劳动中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但她不是一个因被黄世仁糟蹋而抬不起头来的弱女，她从不绝望，她相信大春一定会回来的。这种信念支持着她，使她能够忍受一切不可想像的痛苦与折磨，能够在深山里与自然界、与野兽作斗争，困苦坚持好几年，把头发都熬白了，还是刚毅顽强地生活下去，期待着幸福的到来。因此增加喜儿在黄家磨房受罪，在山洞苦斗的场面，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于喜儿的同情，最主要的是它更细致、更形象地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坚强毅力，她（他）们不屈不挠，奋斗到底，最后终于获得胜利，给与人们无限的信心与鼓励。这正是群众革命精神与乐观主义的表现。
第二、关于大春与喜儿的爱情生活，在电影中也有着比较生动的描绘。他俩热爱劳动，相亲相爱，愿意在勤苦劳动中建立起幸福的生活。喜儿在结婚前夜，剪着囍字和鸳鸯，贴在新房的窗上；她梳起发髻，插上大春赠给她的绒花。她微笑着，低声唱着。她那充满甜蜜想像的心情，使观众们也能感受到那种幸福的气氛。但她绝没有想到她早已在黄世仁的恶毒计算之中，终于在年初一被抓进黄门，幸福的生活遭到横暴的破坏。这种强烈的对比，给人深刻的印象。喜儿和大春之间的纯真的爱情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喜儿到黄家以后，念念不忘大春，她说：“生为王门人，死为王门鬼”。这绝不能认为是封建的礼教思想，而正是表示劳动人民之间纯真的爱情。她用鞋子寄托对于大春的深情，也都是合情合理、亲切动人。特别在最后斗争黄世仁以后，出现了大春与喜儿在一起劳动的镜头，喜儿已梳起了发髻，表示已和大春结婚了。她仍像从前那样天真而愉快地生活着，劳动着，白的头发也变黑了。她那美丽动人的形象，又重现在观众面前，再不是什么披发赤足的“白毛鬼”了。电影在这里结束，说明喜儿被污辱、被损害的时代已过去了，中国人民的美满生活已经降临。它给予观众一种完满的感觉。这是编导同志成功的地方。
第三、关于《白毛女》小孩的处理问题，在影片中是表现喜儿逃出黄家后因过分疲劳小产了，这小孩不久也就死去。这一点我认为也改的很好。原来传说中也都说小孩子早已死了，或者说小孩子见到太阳后就死了。这说明群众从阶级情感出发，并不喜欢小孩子生存下去。也许有人认为，小孩子当然是无辜的，母爱是不能抹煞的，小孩生存到解放以后似乎并无大碍。但是，这孩子既是“孽种”，是阶级压迫的结果，他的存在只能刺激白毛女心灵深处的隐痛，绝不是母亲幸福的象征。我们没有理由使观众怜惜这个孩子，或者在看演出时对这孩子发生兴趣。我们也不必用小孩子事引起观众对白毛女的同情，那是适得其反的。而从整个情节发展来看，小孩的存在完全没有必要；小孩死了，可以免去喜儿在情感上的牵扯，去掉过去痛苦遭遇所遗留下来的烙印，使她能更健全地生活下去，对表现喜儿的坚贞精神方面有好处。因此，这样修改应该说是很合理的。
此外，由于没有舞台的限制，在电影中不但表现了黄世仁对杨白劳、喜儿和大春他们的迫害，同时还写出广大贫苦农民都受到地主恶霸的压榨与欺凌，一辈子为地主当牛当马，最后在贫困中死去。这些地方使得封建势力与被压迫的农民的阶级关系，得到更充分的表现。
本片的导演作风十分朴实有力，从头到尾毫不松懈。他采取了很多对比的手法，如富人坐高楼，穷人如马牛等等，给人强烈的印象。几个主要演员也表演得恰如其分，保持着现实主义的表演风格。在许多地方采用了原剧的曲子，并新编了一些独唱与齐唱，大都能具有民族音乐的色彩，使角色的情绪得到更丰富的表现，听起来十分亲切。这是一般国营影片音乐中很少有的收获。
总而言之，这部电影无论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有高度的成就，真正是在原剧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但也有一些地方不如原剧或值得加强的地方，如杨白劳与喜儿的关系不如原剧动人。在杨白劳死前，其内心的矛盾，描绘不够深刻，观众的情感却被他的歌声打断了。在他死后，喜儿的悲恸、大春及群众的愤恨，缺乏有力的表现，不够感动人。还有在大春回来时，仅跟母亲说了几句话，他与群众间的关系不够热烈。因为群众们是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大春身上，也就是寄托在红军身上。现在大春回来了，情绪应该激动与热烈，而在镜头上则表现很平淡。最后斗争场面也很简单地过去了，群众的力量与胜利后的愉快，还应加强一些。
有些运用唱歌的地方，妨碍了情绪的发展，听起来很不协和，如喜儿伏在父亲尸体上哭唱的一段以及杨白劳死前唱歌的部分都有此感觉。但我认为这是今后如何配合剧情需要，更恰当地运用歌声以加深感情的表达问题，不是整个内容与形式矛盾，或电影形式与歌唱形式的矛盾问题，因为有好些地方用了并非生活中应有的歌声而并不感到不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