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选集》下卷重要篇目介绍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周恩来选集》下卷重要篇目介绍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周恩来选集》下卷收入的是周恩来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重要著作。
建国以来，周恩来同志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部长。他还担任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在党内，他担任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选集》下卷记录了他在建国后的各个时期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复杂问题的卓越贡献。本卷共收入周恩来同志的著作五十六篇，其中有三十五篇在他生前没有公开发表过。全书正文约三十一万字，注释约六万字。
这五十六篇著作的内容涉及经济建设、知识分子和文化建设、国防建设、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等方面，基本上反映了周恩来同志在建国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观点。
经济建设是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为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付出了巨大精力，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这方面主要著作有以下几篇：
《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国家领导经济建设的各个机构刚建立时的一次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阐述了当时的财经形势，指出经济建设是新中国的基本任务，恢复经济对巩固人民革命胜利有重要意义。讲话着重分析了新中国几种主要的经济关系，提出了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原则，明确提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领导的光辉论点，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指出了具体的途径。
《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九日）主要阐明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国内的阶级斗争突出地表现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以后，应当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文章指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它具有两面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我们要注意发挥其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同时，也要改造资本主义经济，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为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消灭资产阶级准备条件。
《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国内工作部分的要点。文章指出，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文章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
《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时，针对经济工作中出现头脑发热、急躁冒进情况所做的一篇重要讲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是周恩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的第一、二部分。文章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论述了象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各种产品需要量很大的国家，建立自己完整工业体系的必要性，并指出工业建设必须有各个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按比例地互相协调地发展，应该妥善安排各部门和各方面的关系，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有用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任务》（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是周恩来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节录。文章指出，我国前几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给以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主要是要适当地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相互关系，生产和基本建设的相互关系，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国防事业的相互关系，积累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以及财政、信贷和物资的相互关系。
《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部分中的一段话。文章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则文电》（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三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同志为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各地煽动派性，挑动武斗，破坏生产秩序而进行斗争的一部分文电和谈话。这一组文章反映了周恩来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尽力促进职工队伍的团结，稳定局势，维持生产，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所做的努力。文章对规章制度、按劳分配和奖励制度等问题，都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正确观点。
《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是周恩来同志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他庄严重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的时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号召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如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在三届人大提出、在四届人大重申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任务，是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给我们留下的政治遗嘱，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百折不挠地加以实现的奋斗目标。
有关知识分子政策和文教科技方面，本卷收入了下面一些重要的著作：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是周恩来同志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讲话的前两部分。根据当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文章提出要解决立场、态度等根本问题。他在文章中论述了知识分子应如何从民族立场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以及在学习和实践中分清敌我友，努力进行自我改造，做到为人民服务，给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文章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文章分析了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发生的根本变化，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对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做了多方面的论述。文章还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向科学进军，努力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论知识分子问题》（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是在广州会议上的著名的讲话。这个讲话针对一九五七年以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的“左”的倾向，对我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对他们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知识分子属于劳动阶层。他提出要改善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对知识分子要给以信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使知识分子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
以上三篇是代表建国以后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正确主张的重要文献。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对我国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分别做了系统的论述。文章强调指出，文字改革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号召大家要共同努力做好这项工作，使中国文字能够稳步地而又积极地得到改革，以适应六亿人民摆脱文化落后状态的需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这是我国文字改革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是在“大跃进”、“反右倾”之后，为纠正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而发表的讲话。讲话的中心内容是强调发扬艺术民主，尊重文艺规律，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使大家活动的天地更加广阔，使社会主义的文艺更加繁荣。
《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是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文章指出，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们既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又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一九七○年——一九七三年）针对当时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如要敢于谈外国的长处和我们的短处；极左思潮不肃清，会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外语人员要加强业务学习，苦练基本功；要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等等。这一组文章，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反映了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作的斗争。
在统一战线和民族问题方面，本卷收入的重要著作有下面两篇：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是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基础。文章还从历史、经济、革命的发展，说明我国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文章指出，历史上许多兄弟民族不是走向繁荣而是走向衰亡，是因为反动统治者采取歧视、削弱甚至消灭兄弟民族的政策。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要逐步去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民族繁荣不利的条件，关键在于社会改革，最根本的是经济改革。民族化问题也必须重视。要培养民族干部。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宗教信仰等，都应受到尊重。
《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八日）是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文章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任务，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能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指导统一战线民主生活的原则。要把政协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联系的各方面的人们都动员起来，团结奋斗，争取新的胜利。
在外交方面，《周恩来选集》下卷收入了下面几篇重要文章：
《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阐述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一系列外交方针。文章论述了外交工作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但落脚点还是争取人民；要分清敌我友，对资本主义世界要作分析，要区别对待。文章还明确指出，外交工作要绝对地接受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更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占据领导地位。文章对外交工作人员的立场、思想、纪律和作风等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开始谈判时，周恩来同志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同志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后来正式写入《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以后在中印和中缅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九日）是周恩来同志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上的讲话。他指出：任意摆布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决心维护世界和平，就没有人能够把我们拖入战争；如果我们决心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就没有人能够继续奴役我们；如果我们决心友好合作，就没有人能够分裂我们。在补充发言中，他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原则。他的发言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对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同志对执政党的建设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下列几篇：
《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是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节录。这次全会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进行了斗争。文章指出，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好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骄傲情绪如不受到严厉的批评和纠正，这样的干部就会逐步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严重地危害社会主义事业。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是在肃清反革命的斗争已经取得极大胜利，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时的一篇讲话的节录。文章根据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的形势和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相当集中相当大，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因此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要在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反对官僚主义》（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有关部分的要点。周恩来同志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文章列举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是十分有害的，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克服。
《过好“五关”》（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是上述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报告的另一部分。文章阐述了领导干部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的重要性。指出过“五关”不是一次就能过了的，而是长期的。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过好“五关”。
《关于保护干部的若干文电》（一九六六年——一九七四年）是周恩来同志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遗留下来的一批珍贵的文献。“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残酷迫害党内外干部，制造大批冤假错案。周恩来同志在非常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大批干部、民主人士和科学家，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这一组文章反映了周恩来同志在保护干部问题上的思想、政策和措施，也反映了他对同志诚挚的革命情感。
此外，《周恩来选集》下卷还收入了一篇重要文献《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这是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节录。这篇文章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做了总结性的评述。他指出：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篇文章还按三个时期（初期、中期、后期）对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做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