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邓宝珊将军在延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抗战时邓宝珊将军在延安
金城
1938年5月的一天傍晚，我接到延安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及其随行人员已经到了延安，住在城里的骡马大店里。
听到这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再三问公安局的同志消息是否确实。他们说，起初他们也不知道，是在公安人员到骡马大店查询过往客人的情况时才发现的。我感到奇怪，邓宝珊这样一位党的老朋友、有影响有地位的爱国将领，为什么到延安来不通报一声呢？
对这些问题，当时我来不及多想，急忙打电话给毛主席和中央统战部请示。
毛主席在电话里指示我，一定要予邓宝珊一行以热情的欢迎和优待。我放下电话，没敢多耽搁，在交际处（当时还是交际科）作了布置以后，当晚就来到邓宝珊住的那个旅店，地址在延安大街南头，与交际处隔街相对。
我刚走进旅店院子里，就见一位年纪四十出头的军官迎面走过来，问我“有何贵干？”我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问对方的尊姓大名，才知道这人是邓宝珊的副官长于浚都。于是，我对他说：
“邓军长远道而来，我们没有得到通知，有失迎迓。我们边区政府有几个招待所，房子虽然很小，但总比这个骡马大店好一些。我们欢迎邓军长和诸位到招待所休息。”
于浚都并不向邓宝珊报告我的邀请，而自作主张，回绝我说：“邓军长明天就要赶路回榆林，现在既然已经在旅店住下了，就不再惊扰贵党和政府了。”
我又说了许多热忱欢迎、恳切挽留的话，但都被于浚都挡了驾。我只好回到交际处，再打电话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指示：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多住几天。
第二天早餐前，我又来到旅店。走到门口，恰好又碰到于浚都。我上前要求面见邓军长，转告毛主席、边区政府要我再次前来挽留之意。于浚都还想挡驾，这时邓宝珊闻声走了出来。
他身材高大而健壮，满面笑容，十分和气。他慢声地对我说：“这次过延，时间仓促，没敢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
我说：“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您能在延安多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
盛情之下，邓宝珊不再推辞了，答应当天不走，和我党政军领导人见面。
上午，毛主席和肖劲光来到了旅店，与邓宝珊见了面。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融洽。接着毛主席请邓宝珊及随行人员吃午饭。由交际处在机关合作社食堂摆了几桌酒席，李富春、肖劲光、周小舟等出席作陪。席间，毛主席和邓宝珊更是谈笑风生。谈话中，毛主席亲自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邓宝珊被毛主席的真挚情谊所感动，欣然决定改变计划，多住几天再走。
邓宝珊在延安整整逗留了一个星期，到毛主席住处回访了毛主席，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出席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在延安的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到邓宝珊的住所与他会面。
这一次初交以后，邓宝珊每次到西安、重庆去开会，途经延安时，都要逗留几天乃至旬日。每次来，都受到交际处的优厚款待，安排他参观、看戏，并与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林伯渠主席、贺龙司令员等亲切会面。毛主席和邓宝珊的信使往来和礼品互赠也很频繁。
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胡宗南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对邓宝珊施加很大压力，逼迫他反共。邓宝珊不得不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
1943年11月下旬，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于浚都、杨令德，由西安返榆林，再次经过延安（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延安）。时值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不久，整个解放区反蒋情绪十分强烈。对邓宝珊的处境与动态，我们是掌握一些情况的。但我们仍然坚持积极团结、争取、帮助他的方针。这一方针，是毛主席亲自确定的。
在邓宝珊来延安之前，我们把正在延安柳树店养病的续范亭接到了交际处，以便请他去做邓宝珊的思想工作。一次，毛主席来交际处看续范亭，我陪同在场。毛主席指示我们对邓宝珊应继续坚持大力争取的方针。他说：邓先生是国民党里面联共、抗日的进步人士，我们对他的帮助、团结方针不变。假如他有困难的话，我们应按照党对国民党军队区别对待的原则，给他以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坚定了我们对邓宝珊所采取的方针。所以，在邓宝珊一行来到延安，下榻交际处以后，我们一如既往，给予了热情款待。安排他们参观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出席劳动英雄大会和文艺晚会。邓宝珊对我党政军民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十分赞赏。
一天晚上，我们专门为邓宝珊一行安排了一台文艺演出，周恩来、林伯渠陪同观看。当时边区还处在反对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余波中，内部的审干运动尚未结束，所以在文艺舞台上表演的节目，大多是反映这两个运动的，例如，抗战剧团演的《血泪仇》、延安部队艺术学校演的《保卫边区大活报》、鲁艺演的《赵富贵自新》等。演出中，邓宝珊坐在下面显得很不自然，对每一个节目，他都不鼓掌，但又不得不随着群众的鼓掌而表示赞许。杨令德看到活报剧中蒋介石从桌上倒栽下来时，说：“这样的节目对我们压力太大了。”
事后，周副主席和林老批评了我们，说：你们为什么弄这些节目给他们看？明天另外搞一台戏，再请他们一次。
第二天晚上，我们组织了一台延安平剧院的演出，都是老戏，其中有一出《棒打薄情郎》。戏演到金玉奴被其新考上官职的丈夫莫稽推下水后，就结束了。后面金玉奴被淮南转运使许公救起，又在许公的帮助下与莫稽再度团圆一节，统统删去了。邓宝珊看到这里，称赞说：“这出戏改得好，阶级调和改成了阶级斗争。”
邓宝珊经常向我们谈起于右任先生赠给他的“百寿字幅”。1943年邓宝珊五十大寿（虚岁），于右任先生为给他祝寿，用不同的字体写了一百个“寿”字，百字百样，无一重复，确为珍品。邓宝珊在延安每每拿出来向来看望他的人夸耀。
邓宝珊因长期劳顿，偶感风寒，突然患病。毛主席对他的病况非常关心，除亲自慰问外，还请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诊脉、处方，并委托我把十张最好的狐狸皮，作为大衣料赠送给他。为这件事毛主席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把狐皮亲手交邓宝珊，可惜这封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现已找不到了。在毛主席和我们的关心照料下，邓宝珊的病很快就好了。
一天，毛主席派人到交际处接邓宝珊、续范亭二位将军到他的住处去谈心，我也一道去了。到了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里，看见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也在里面，于是大家一道坐下来谈心。
邓宝珊在延期间，还单独同朱总司令、南汉宸同志会面谈了话。他在同南汉宸谈话时，南汉宸的夫人王友兰同志也在场。
邓宝珊一行在延安逗留了半个月，于12月初离延返榆。
解放战争后期，邓宝珊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全国解放以后，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与我们党竭诚合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邓宝珊不愧为杰出的国民党爱国将领、与我们长期合作的民主人士和我党多年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