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们自己的实践回答新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用我们自己的实践回答新问题
孙长江
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说，要用我们自己的实践回答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这个提法从一个新的角度表达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短短的几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许多在过去是连想也不敢想的。现在，我们不仅想了，而且做了；不仅做了，而且受到了实践的检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这是我们党恢复并且发扬光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光辉成果。
我们面临的历史关头
每当社会处于急剧变动的时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知与行的问题，就要被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人们总是习惯于用已有的原则和观念来对照、衡量所发生的事物。而实际上，生活已经向前发展了。当着社会处于急剧变化的时刻，这种旧观念与新事物的矛盾，有时会表现得相当尖锐。列宁甚至把这种时刻叫做历史关头。1917年12月，俄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在革命者的面前，摆着许许多多各式各样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列宁指出：“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可以这样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现在也面临了这样的历史关头。
在我国，由于过去搞“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搞得十分混乱。十年内乱，更是登峰造极。几年以前，当“四人帮”刚刚被粉碎的时候，摆在人们面前的是大量被颠倒了的政治上的、理论上的是非亟待拨乱反正。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却出现了“凡是”的理论。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党的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党正确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抛弃了“凡是”这个精神枷锁，解放了思想。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实现了伟大的转折，带领着全国人民全心全意地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现在，我们干什么呢？就是搞四个现代化，发展生产力。一切工作应该以“四化”作为衡量的标准，搞建设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过去有许多经验，但是，我们不能在今天的条件下简单重复这些经验。道理很明白，今天的形势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在新的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照抄照搬，更不能用削足适履的办法，以过去的经验和观念来剪裁甚至于制约今天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我们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历史关头。因此，一切都在于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实践来回答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这是客观形势使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否则，我们就寸步难行。
做出经验比论述经验更愉快更有益
在今天，在中国，再没有比投身到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更重要的了。关于投身到革命实践中去的喜悦心情，列宁有过生动的描绘。当十月革命前夕，由于形势的发展使得列宁正在撰写的《国家与革命》第七章受到了“妨碍”的时候，列宁在这部著作的《初版跋》中写道：“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因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
没有理论是事务主义者，会变成乱碰乱撞的鲁莽家；不深入实际，是空谈家，搞空头政治，列宁叫作“吹牛家”。列宁强调实践，当然不是轻视理论。同样的，我们今天强调自己的实践，当然也不是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以往的经验。恰恰相反，这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总结以往的经验而采取的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这里遵循的是：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新鲜而复杂的问题。
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许许多多的新事物新问题，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是书本上根本没有的。我们不能用古代经学家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不能用这种迂腐的态度对待千百万群众的社会实践。闭门读书，师心自用，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这是连古人都不取的。强调实践，所轻视的只是这种“理论”。
用我们自己的实践回答新问题，当然也不是看轻外国的经验，恰恰相反，只有把外国一切有用的经验吸收和借鉴过来，在我们自己的实践中加以消化，我们才能很好地回答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回答科技革命时代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这里也有一个是从概念出发还是从实践出发的问题。例如“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第三产业”、“新产业革命”以及“第三次浪潮”等等，这些当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概念。但是，如果因此就统统加以拒绝，不介绍，不研究，那么就可能把一些概念所载负的信息也一起抛掉。这样，要想把握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就很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在当前，如果还想把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封闭在一个小天地里，那就无法回答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写道：“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成语来比喻勇于实践和在实践中追求真知的道理，实在是贴切得很。这不仅准确地说明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而且反映了一种革命者的乐观精神。在本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夕，一些人曾经提出，中国革命是很复杂的，不先把握革命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并且找到可以解决的办法，冒然地谈革命，那会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当时孙中山先生说，“维新变法”是不能“先知”的，如果“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而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期也”。他指出，要了解革命的问题并且找到解决的办法，唯一的途径就是投身到革命当中去，“行其不知以致其知”，即使有什么风浪，也要勇往直前。这正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然而，最能体现这种精神的还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实践并且善于从实践中获得真知的范例，是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这几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对长期以来在经济体制上形成的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僵化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同时，对由这种僵化模式形成的固定观念以及1957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正面的论述。《决定》在理论上有许多重大的突破，确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例如，关于不能“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观点，关于“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的观点，关于不能“把竞争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的观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决不应以限制和排斥其他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发展为条件”的观点，关于“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和“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的观点，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老祖宗没有讲过，只有在我们自己的实践中才能提出并且给予回答的。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如果没有这种进取精神，我们就不可能突破那些一向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老观念，就不可能提出和肯定曾经被当作“异端邪说”和“糖衣炮弹”而其实是被误解了的那些好经验和好办法。那样，我们就只能在老框框里打转转，而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好局面。研究四个现代化，投身到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去，是今天我国最大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空谈理论，就要落后。这也是客观形势使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沿着《决定》指出的方向，努力实践，通过实践解决改革中的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取得经济体制改革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