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创新为什么步履艰难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电影创新为什么步履艰难
夏衍
建国三十五年来，我们电影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应当充分肯定，但也必须看到，我们走过来的是曲折坎坷的道路。从建国后的十七年到所谓“文革”，由于“左”的思想干扰，每次运动电影都是首当其冲，使我们的电影创作时起时伏，徘徊不前。打倒“四人帮”之后的三年间也是步履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六年中，电影工作者逐步挣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解放思想，发挥了积极性，所以电影在数量上上去了，质量上也有了较大提高。从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电影事业能不能发展，质量能不能提高，主要要看国家在政治上是否安定团结；看党的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党的政策对头了，人民拥护，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电影事业就会有更大的发展。
但是，现在还不能说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已经充分发挥，电影已经繁荣了。和我们整个国家的步伐比，和改革中的农业、工业战线热气腾腾的形势比，我们电影是落后了，影片的质量还不高，经济效益很低。问题何在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同属文教部门的体育。体育所以能进步得这么快，振奋全国人心，就因为它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了。再从我们文艺界内部看，为什么声乐、钢琴、小提琴、芭蕾舞可以在国际上获奖，而电影真正要得到国际上的大奖（如果不以某些“特别奖”为满足的话）却很难呢？有些同志的解释很值得深思。他们说：古典音乐、芭蕾舞可以上去，主要因为它们与现实没有关系，与改革也联系不上，唱的是《绣花女》、《茶花女》，跳的是《吉赛尔》。而与现实关系密切的艺术形式就要被管住，管得最厉害的大概是电影和话剧吧。最近我看了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我想，如果拿它来改编电影，看来就会有阻碍。电影和文艺能不能繁荣，首先要看文艺工作者是不是真正做到思想解放，文艺事业的领导者是不是真正能执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
我认为，这两点现在还做得很不够，文艺界在思想上还没有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克服“左”的影响。如果不彻底否定“文革”，必然还有“大批判开路”、人人过关这类可怕的东西，这就难怪有些同志至今还心有余悸，依然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最近谢晋在一篇文章中说，《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这些影片，在拍摄前和放映后都有过不少波折，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这样，怎么能使文艺、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怎么谈得上提高电影质量呢？所以我认为，电影质量问题，还是一个清除“左”毒、思想解放的问题。
电影缺少好的剧本固然是个问题，但有了好剧本而不敢拍也是个问题。例如《人到中年》，几个厂顾虑重重，推来推去，结果长影拍了，得了“金鸡奖”。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领导上要放权，政企分开，让制片厂有拍片的自主权。选哪个剧本，让哪个人导演，这就象现在农民的自由种植权，愿种什么就种什么。1965年在山西搞“四清”时，我亲眼见到房东自留地里种的西瓜被生产队长拔掉，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故深知其苦。另一方面是创作人员应该自我“松绑”，不要自己捆住自己，有的戏照逻辑发展下去本应如彼，结果改为如此，这就是心有余悸的表现，不得已而为之。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更加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想起了五十多年前，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讲过：“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譬如我们学兵式体操，行举枪礼，照规矩口令是‘举……枪’这般叫，一定要等‘枪’字令下，才可以举起。有些人却是一听到‘举’字便举起来，叫口令的要罚他，说他做错。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这在电影中不乏其例。《我们夫妇之间》是1950年拍摄的影片，讲农村干部进城后，对城市生活一切看不惯，造成夫妻之间的矛盾。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传达了一种信息：在城市里工作不可以没有知识。现在看这个问题没有错，但那时拍这种片子就要受批判、被禁映。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海默的《洞箫横吹》，也是说得早了一点的信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但是城市经济改革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得是比较早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水运宪的《祸起萧墙》，都是城市经济改革的先声。可是，这些作品都招来了非议，作者受到不小的压力。当党中央没有作出这个决定之前，早两年写出了这样的作品，就引起了问题。但是，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这种敏感和胆识是最值得珍视和自豪的，感觉快一点，讲得早一点，先向广大人民群众报个信息，这应该是一件好事。
当然，作家、艺术家在探索中也会有失误，但如果不是采取与人为善的方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疏导和帮助，而是动辄批判，采取堵塞和挑剔的态度，那么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必然会受到挫折的。《西游记》中，唐僧带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去取经，猪八戒品质不太好，沙和尚本事也不大，最能干的是孙悟空。而唐僧对猪八戒、沙和尚不太管，偏偏就管孙悟空。孙悟空当然有时候也不听话，也发脾气，唐僧的办法就是念紧箍咒。我以为，紧箍咒偶尔念一遍也可以，但天天念、时时念，孙悟空的积极性是无论如何也发挥不出来的。孙悟空的积极性不能发挥，唐僧也不可能到西天。
党的十二大报告里明确讲，要彻底清理“文革”及其以前的“左”的思想影响。其中“文革”前“左”的思想，我们这些人都有份。大跃进时，我也“左”过一阵子，过去犯过错误就应当承认，就应当惩前毖后。我们现在应该认真地学习两个三中全会的决定，因为它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同时马克思主义根据实际情况也要发展。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写在十九世纪中叶，那时还没有电气化，更没有电子计算机和航天工业。我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闭幕时讲到：列宁讲过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我想如果列宁还在，一定会讲苏维埃政权加电子计算机了。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快要完成历史任务了，从今天要过渡到二十一世纪的人，应当很好地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电影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应当清醒地认识并珍视当前我们党和国家如此之好的形势，清除“左”的影响，真正地解放思想，把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和我国电影、文艺事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实现胡耀邦同志“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要求，我们的电影和文艺事业肯定会有光明的前途的。
（本文根据作者在“新中国三十五周年电影回顾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