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
玛拉沁夫
从建国初期起我就在少数民族文学战线上工作，所以我有充分的根据这样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几年，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得最快，文学新人出现得最多，创作水平的提高最为显著的一个令人鼓舞的时期。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近几年内取得巨大的成绩，诚然社会生活与政治形势是根本的因素，但如从文学创作的自身规律中寻找原因，我认为在创作实践中能否解决好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这一课题，是关键所在。浓郁的民族特色与强烈的时代精神相结合，也可以理解为文学创作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思想的共性与艺术的个性的统一。综观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凡是把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结合得好的作品，既受到本民族人民的欢迎，又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赞赏。
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是生长在本民族文化传统与现实土壤中的花朵。民族特色是本民族人民的生活（经济条件、历史情况、地理环境等）所赋予的，同时又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领域的特殊的心理素质及其表现形式）的陶冶下形成的。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民族特色，不是人为的，外加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它的存在是每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传统与社会变革所决定的。
我们少数民族作者常说，民族特色是我们的创作优势。我想再补充一句：民族特色只有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相结合的时候，它才会真正成为我们的创作优势。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民族特色的问题。我们不能把民族特色理解成为是停滞的、保守的、永不变化的、游离于时代与生活之外的一种东西，更不能把那些愚昧落后、早已被生活所淘汰了的东西充作民族特色。现在有些作品所表现或追求的所谓民族特色，一写蒙古人就是套马、拉骆驼；哈萨克人就是刁羊、“姑娘追”；朝鲜族就是踏跳板，荡秋千；南方少数民族就是男女青年圩上对歌、月下幽会……我们承认所有这些习俗风情，都有一定的地方或民族的特色，在作品中描绘这些当然是可以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社会主义的少数民族文学，离开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旋律和节奏，基本趋向和内容，老是拿那些生活表面的东西充作民族特色，而又以此为满足，那样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还能拨动同时代人的心弦吗？还能在不断创新、提高中产生具有深刻感染力和绝妙艺术魅力的精品佳作吗？
民族特色必然随着生活的发展、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地发展、变化与变革；只有这样的民族特色，才有可能与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脱离时代精神，或与时代精神相悖的那些“民族特色”，将不会成为我们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优势，相反，倒会成为束缚我们的手脚的创作劣势。在文学创作中应把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同时提出，并力求使二者在作品中得到和谐的统一，才是可取的。
这一条创作经验，在近几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发展。藏族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壮族陆地的《瀑布》、彝族李乔的《破晓的山野》、维吾尔族柯尤慕·吐尔迪的《战斗的年代》、哈萨克族贾合甫·米尔扎罕的《理想之路》、朝鲜族李根全的《老虎崖》和蒙古族扎拉嘎胡的《草原雾》等长篇小说；回族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土家族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蒙古族佳峻的《驼铃》等中篇小说；鄂温克族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土家族蔡测海的《远乡的伐木声》等短篇小说，都在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方面，做出新的探索和创造。
这些作品的创作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必须熟悉和热爱本民族的一切优良文化传统，要让自己创作的根，深深扎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的沃土之中。熟悉和热爱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它，发展它，因此要解决好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我们既不搞民族虚无主义，又不搞民族保守主义。少数民族作家多居边远地区，客观条件比较闭塞，文学信息不够通畅，尤其需要提倡解放思想，善于学习，大胆创新，加强与内地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交往，加强与外国的文化交流，特别是需要继续肃清“左”的影响。依我的看法，当前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保守思想和“左”的影响，仍然是我们大踏步前进的主要障碍！
正是因为我们有些少数民族作家思想不够解放，探索与创新的锐气不大，所以不少作品缺乏强烈的时代感。其主要表现在有些少数民族作家还没有用心力、笔力去触及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冲突，或者说触及得很弱，很不大胆。同样，对社会生活的新形势、新趋向以及在各条战线上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人物和新的精神风貌，缺乏及时捕捉并加以艺术再现的敏感性。我读过一些少数民族同行们的作品，总觉得艺术视野过于狭窄，思路不活，文笔也没有放开；再加上对民族特色缺乏从发展、变化与变革的观点去理解，就使得我们未能发挥民族特色这一创作优势。然而，我们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定会很快出现新的面貌、新的突破和新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