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改革前后——访大邱庄新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通讯

第四次改革前后
——访大邱庄新
观察记者　戈扬
黎明前，摸黑坐上面包车，出北京市，一口气跑350公里，来到天津市静海县的大邱庄。
大邱庄红起来了
过去，大邱庄是个无人问津的破败村庄。可是来到大邱庄一看，既无荒滩，亦无野洼，连一般农村的痕迹都不见。代替土坯房的是一排排新式红砖瓦房，宽阔的街道两旁是挂着大牌子的工厂，百货公司和餐厅门前，人来人往，俨然是一座初具规模的新兴城市。大邱庄红起来了。
我们这次来访，原以为是对这个滨海农村的一次突然袭击。谁知面包车开进农工商联合公司的大门，只见停车场上各种型号的汽车已是密密麻麻的一片。原来全国29个省市的一些勤于探索的开拓者们，好象商量好了似的，早就向这个目标进行车轮战了。据说从今年3月以来，每天的来访者不下二千人，多的时候一天五千余人。
别以为我们都是见过世面的城里人，来到大邱庄，却变成了土包子。在身着西装的接待人员带领下，走上联合公司通明透亮的称得上豪华的办公大楼，来到三楼一间会客室，踩在厚厚的软软的织花地毯上，我们不由地目瞪口呆了。贴墙一圈是深棕色高级人造革沙发，间隔着一张张玻璃面小几，小几上面除了烟具，便是一色青花盖碗茶杯。这哪里是农民待客的地方？莫不是走进了高级别墅，或是哪个饭店宾馆的客厅？一个念头冷不丁来到脑际：我们这些怀着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为什么没有想到过中国农民应当过这样的生活呢？
历史在农民的手心里翻了个个儿
禹作敏，一个干瘦的中年人，象个小老头，穿一身毛料中山服，满脸皱纹，满脸笑纹，向我们伸出手来。他，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的总经理，向我们介绍说：
“过去抓‘以粮为纲’、抓‘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两条，一条抓得穷当当，一条抓得人心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进行了三次大的改革。第一次，跳出‘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圈子，划分作业区，大胆使用人才，办工厂。搞了三年，我们找到了一条治穷致富的道路。
“第二次改革，取消生产队，成立专业队，统一经营，层层承包，落实到人。这一套管理方法叫做责任联到人，经济联到身，政策落到心。什么叫政策落到心？就是说到做到。工人完成定额以后，超产多少奖励多少，决不食言。有的人总怕群众拿的钱多，斤斤计较。就没有想到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能创造更多的财富。
“第三次改革，是经过县乡批准将大队改为农工商联合公司，农业专业队改为农场。实行层层包，层层联，人人都有自主权。选拔人才，我们有三条标准：一是有政治头脑，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二是思想上和群众心连心，贴着群众心理办事；三是有能力，有魄力，想干一番大事业。用人的关键是放权，承包单位有干部任免权，有权招工，有权奖励和惩罚，直到开除。”
他笑了笑，目光深沉，随手点上了一支烟。
“总结过去的规律，是经济形势一好就要搞运动，运动一来，干事业的人就挨整。历次运动不知伤了多少干事业的人。结果是看的人，挑毛病的人，运动一来还升官。当领导的也就学得圆滑啦，遇到矛盾绕道走，生怕犯错误，不敢抓工作，不敢负责。我看这就是不正之风。整党，就应当整这种不正之风。”
他说话梆梆响，口气大，道理深，有风趣，说的是大实话，如同墨迹落在纸上，黑白分明。但要仔细咀嚼起来，这里面包含着多少曲折和艰辛，多少勇气和智慧，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难解其中三昧的。
“向钱看”与“向前看”
“搞改革不易，困难多，风险大，还要不断排除‘左’的干扰。去年，反对精神污染，批‘向钱看’，有些人就把矛头对准大邱庄。我的观点是不能一切都向钱看，我也经常讲反对向钱看的道理。但是搞经济就不能不向钱看。当时我说：‘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有人劝我把‘钱’字改为‘经济效益’，我不同意。经济效益不就是钱吗？买东西多少钱一斤，能讲多少经济效益一斤吗？过去是‘左’革命，穷光荣，一提钱好象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腐化堕落。钱是劳动汗水的结晶，为什么不能提钱？离了钱国家能建设吗？人民能富裕吗？低头向钱看是指扎扎实实地抓经济工作，这是为了实现党的奋斗目标。”
第四次改革
“这几年，我们遇到的风浪真不小，总算过来了。现在还要搞第四次改革。”
“第四次改革的内容是什么？”
他笑了笑，又点上一支烟。
“第四次改革主要是解决农民意识问题。农民有个老习惯，不讲消费，只顾存钱。如今各家都有钱，多的一年收入几万，少的几千，就是土改时的老党员老干部，他们担任道德委员会的委员，一年也有一千五。有钱不花，留给子女。那么留财好，还是留才好？不打破旧的传统观念，生产不能发展。所以我们要提倡消费。今年买了1，600套西装，别人不好意思穿，我带头穿。我们还准备盖宾馆搞舞厅。老年人不会跳舞，为什么不让青年人跳舞？要他们干，也得让他们玩嘛。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遇到思想僵化抱住教条不放的人，动不动就会给你扣帽子。我抽中华烟就有人写内参，说我搞特殊。我说，如果八亿农民都富裕了，都能抽中华烟，我们国家也就不会这样落后了。什么叫特殊？从某种意义说，特殊就是改革，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这就是不断改革，不断前进。当初我们搞责任制，是特殊，全国都搞了责任制，就成为一般了。我们办工厂，说是搞特殊，现在中央提出无工不富，全国农村都搞工业，我们也就成为一般了。在目前说，大邱庄是特殊，七八百户人家没有一家困难户；不搞封建迷信；没有流氓、小偷、刑事犯罪分子；计划生育，没有贴一张标语，也没有多生一个孩子。好事人人抓，坏事人人管，青年人的注意力都放在学习与科研上。等到全国农村都和我们一样，我们就又成为一般了。不过，我们还有更高的奋斗目标，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把大邱庄建设成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市镇。”
四化需要禹作敏这样的人
回来的路上，天已大黑。大家都已疲困。可是我头脑里的发条却停不下来。大邱庄，禹作敏，闪来闪去。一个崭新的村庄，一位农民改革家，可说是八十年代的两个奇迹，为什么不能为人理解呢？是方向错了？还是步子迈得太快？是的，有人对它不理解，那么我们亲眼目睹以后是不是理解了呢？就我来说，其实也是不大理解的。想改革又怕改得太多，想前进又怕走得太快，想革命又怕过于彻底，想胜利又不敢胜利。这是我们的通病，也是致命的弱点。只有改革的先驱，勇猛的战士，深谙人民的疾苦而又大彻大悟的人，才能在关键时刻排除一切干扰，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禹作敏，应当说是属于这样的人。中国的四化建设需要这样的人。
写于11月16日
（原载新观察，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