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改革看镇压反革命的必要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从土地改革看镇压反革命的必要
华北大学工学院助教 薛寿漳
今年二月初，我得有机会作为“西北土改参观团”的一员，到西北关中长安县五星区一带参观土地改革。在这个惊天动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我们亲眼看到了农民的力量；看到了干部是如何正确地贯彻政府的政策；认识了为什么实行土地改革时，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向地主阶级展开激烈的斗争，而不能和平分地与单纯分地等等。我们于三月十五日回到北京，正逢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开会，讨论“惩治反革命条例”。代表们一致要求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想这是一件完全代表人民利益与要求，是大家所关心的事情。今就个人在参观土地改革中目睹耳闻及亲身经历的事实，谈谈为什么要坚决镇压反革命。
愈宽大，它愈凶狠
在长安县时，我们首先访问了初经土地改革的寺坡村。这村共十三户地主，在土地改革过程中，竟没有一户没犯过法。其中一个地主，名叫赵维镒，当过国民党长安县书记长，解放以后被政府管训过八个月，但放出来后仍怙恶不悛。他曾唆使暴徒在夜里用石头猛击农会主任赵珂的头部与腰部，打得赵珂昏迷不醒。幸而碰到民兵巡夜，才得救。这件刺杀事件发生后，政府并未及时地处理，仅仅只要他写悔过书。赵维镒虽然表面上认了错，表示向农民低头，但暗中照旧破坏土地改革。他造谣说：“土地改革分三次：先改地主，次改富农，三改中农。”他见农会组织民兵，又放出谣言：“第三次大战打起来了，要拉壮丁了。”在评定成份时，他收买了一批人，要这些人证明他有“主要劳动”，企图降低成份。但是，老乡们看得清楚，指问他：“你当伪书记长，坐着卡车，来去呜呜的，有啥主要劳动？”他又勾引了一批坏分子，与农会唱对台戏：农会开一次会，他们也开一次秘密会，一共开了七次。由于他这样地百般破坏，农民曾向他展开五次说理斗争。虽然他千方百计地狡赖，但是在确凿的人证物证前面，词穷理拙，最后不得不闭口无言。这样，他又先后写了三次悔过书。群众反应他家有手枪，但他一口咬定说没有，不肯自动交出来。
八个月的管训，五次说理斗争，三次悔过，赵维镒是不是真的向农民低头了呢？他是不是不再破坏土地改革了呢？事实证明，农民对他的宽大，不但没有促使他悔过自新，反而使得他更加猖獗了。赵维镒丝毫没有悔过之心，不但继续破坏土地改革，而且破坏得更加激烈了，他竟计划将村长与正、副农会主任统统暗杀掉。幸亏农会干部已提高警惕，就在他们开秘密会决定阴谋计划的那天晚上，当场将他们逮捕了。逮捕以后，还搜出一支手枪。由此可见，反革命分子决不自甘消灭。对这些人的宽大，结果是使得他们更猖獗，更肆无忌惮。
敌人不会自动缴械
后来我们到了五星区十一乡东大村。这村地主张志敬，人称“河西王”。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当长安县参议员。他父辈弟兄六个，人称“六只狼”。他的弟弟名叫张志明，外号“穿山甲”。都是恶霸地主。他家里曾私设刑庭，雇了十几个打手。他常说：“杀不了穷汉，成不了富汉！”在农民面前自称“活阎王”，“要你死就死，活就活。”谁敢违抗他，便抓来坐“飞机”，跪红铁索。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卖儿鬻女，上吊跳滩，死于非命的不知有多少。
解放以后，张志敬、张志明弟兄俩的反动气焰依然很高，继续与人民为敌。张志敬曾勾引张福等五人上南山“打游击”，他对张福说：“只要有人，枪没有问题。”当时张福没有上当，把这阴谋当众宣布了。后来张福当了乡农会主任，张志明拿一石五斗粮去行贿。张志敬摆酒席请村干部，企图收买拉拢干部，同时又暗中转移大批粮食、财物，分散土地。不但如此，他们还策动武装部队中的落后分子进行叛变。一九四九年秋，解放军某团某排在西大村（东大村相邻）生产，张志敬利用狗腿子张子贵，勾引该部一部分落后的解放战士，煽惑落后分子，进行叛变。这一阴谋叛变案虽经政府破获，但没有及时处理，枪枝也没有追出来（据群众反映，他家里有轻机关枪一挺，步枪八支，手枪五支，手榴弹三十余枚，子弹一大箱，除解放初期交出一支步枪，一支手枪之外，余均未交出）。土地改革开始以后，初步发动了群众，从他家长工郭遂娃口中，知道在张家南院草堆下面土中埋有步枪一支。当时找张志明查问，他却死不承认。后来要他具结，他写道：“我家无枪，如经查出，枪决无悔。”第二天早晨，开全村群众大会，在群众面前要他坦白，他还说没有。当场即由群众到他家中检查，就在那个草堆下面挖出了步枪一支。枪摆在面前，张志明还想狡辩，说这枪是坏的。当时老乡们要他把所有武器都交出来，他说：“现在真的没有了，再查出来真的‘枪决无悔’了。”但是，就在当天中午，又在他家北院草堆下面土中，挖出两个手榴弹来。这两个手榴弹是我在会后与李白楼（张志明的外甥，是知识分子）谈出线索后，再从张志明的儿子手中搞出来的。这二颗手榴弹样式很新，弹铁上毫无锈痕，证明是最近几天才埋下的。埋手榴弹的是张志敬的儿子。他原来住在西安，土地改革开始后还回来过两次。此后群众又从他家搞出许多子弹。所有这些武器，张志敬最初也不承认，后来知道已被群众搞出来了，才不敢抵赖了。但是，轻机关枪、手枪及其他武器还是不肯交出来。这些反革命分子，他决不会自动向人民缴械。你对他宽大，他却要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与你周旋到底，妄想有一天再骑在人民头上！
其次，我想再以土地改革中的事实来说明镇压反革命与土地改革的关系。
不坚决镇压反革命，就不能发动群众
长安县灞桥区四乡砚湾村恶霸鹿世泰，外号“坐山王”，解放前勾结敌伪团队，杀人抢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砚湾村妇女遇到孩子哭，只要说上一句“看！鹿瞎娃（鹿世泰的小名）”，孩子就不敢再哭了。他做的坏事，连娃娃们也能数上几宗，农民恨他入骨。解放后，农民罗昌德等三十多人组织农会，与他进行说理斗争，最后把他押到区上。但当时区干部有着宽大无边的偏向，没有严厉惩办，就让他取保释放了。鹿世泰回到村里，对农民说：“你们这伙穷小子，我大江大海都渡过，现在受你们这股小蚊子气？走！要腿给腿，要胳膊给胳膊！”全村人听说鹿世泰又放回来，地也不锄了，参加说理斗争会的老年人给年青人们说：“你们腿硬的快走吧！我们老汉们等着挨枪打就是了。”区政府知道这情形后，又把鹿世泰押起来，送到县人民法庭，判了三年徒刑。消息传到灞桥，人人都觉得还是对他太宽大。农民罗昌德说：“人家都说政府实行宽大政策哩。人民心里都慌得很哪！坐狱，连人家的毛也伤不着一根，三年一幌就满了，唉声叹气的人多着呢，反正都无心生产了。”鹿犯在狱中还乘接见家属机会，指使他妻子转移土地与财产，抗拒土地改革。他又放出大话：“三年一满，我要村里灵堂灵桌子支满，从沟上支到沟下。”还唆使他弟弟鹿云山回村造谣，威胁群众，抗缴公粮，破坏政府法令。鹿云山又勾结惯匪，到处抢劫，人心更慌了。
上面事实中说明了，如果对反革命分子不及时处理或处理得过宽，就不能使反革命分子低头服罪。他在狱中也还要转移土地财物，抗拒土地改革；还要威吓群众。而农民呢，“唉声叹气”，“心慌得很”，“无心生产”，“腿硬的要逃跑”，“老汉等着挨枪打”。这样土地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吗？农民敢分地吗？即使分了地，农民能安心生产吗？道理不是很明显吗？要胜利地完成土地改革，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否则农民就顾虑很多，不敢起来。就拿东大村的土地改革来说，也是这样。当张志敬、张志明两人的枪还没有搞出来之前，农民便不敢说话。就在第一支枪搞出来以后，农民还有很多顾虑。当时一个看守张志明的民兵偷偷地找工作组来谈：“咱家后门不牢固，夜里怕万一……”他恐怕张志明来暗害他。只有当张志敬张志明两个恶霸被逮捕起来，并且开了二万多人的斗争会以后，农民心中的疙瘩才解开了，才敢起来进行土地改革。再拿灞桥区的土地改革来说，土地改革工作组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后，长安县人民法庭便接受了农民的要求，纠正了“宽大无边”的偏向，经上级批准，按“惩治反革命条例”，把鹿世泰在斗争会后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人心大快，掌声如雷，满场子十来万人高呼：“杀得好，杀得对，除了这个祸根，我们农民一心闹土地改革！”
如不坚决镇压反革命，一方面农民不敢起来，土地改革进行不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使土地改革秩序混乱，发生过“左”的倾向。因为农民满肚子冤屈不得申诉，政府又未能替他们镇压反革命，他们便要自己起来，动手除害。当被抑制的情绪一旦发泄出来，那是不容易掌握的。再拿东大村的土地改革来说，在土地改革开始时，有的农民对工作组说：“光说不做，光斗争不处理是不成的。”也有些农民私下议论，想不经过人民法庭而把张志敬、张志明两人活埋掉。他们不相信人民法庭，甚至不相信政府法律。他们害怕政府再讲宽大。在三月七日二万多人参加的斗争会后，群众要求人民法庭当场判决。人民法庭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根据大家反映的材料，研究以后，很快就处理。”但是群众还是不散，他们唯恐人民法庭判得太轻了。当场有人主张立刻铡死张志敬与张志明；也有主张用镖枪刺死的。经过干部再三解释：“人民法庭是人民的法庭，是一定替人民办事，一定根据大家意见，依法判决”。这样解释了一个多小时，又派干部与积极分子下去分头与各村农民反复解释，群众才勉强地散去。
从以上事实中，说明为了要保证土地改革有秩序地进行，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