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士王范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壮士王范
惠浴宇
1967年1月11日，中国曾发生过什么事？这一天，林彪、“四人帮”反革命帮派，盗用党中央的名义，向他们在上海叫嚣夺权的爪牙们发出了“贺电”。神州大地，象是被注射了一针强烈的毒剂，整个儿颠狂了。这是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的盛大节日。盲目的人们，跃跃欲试地涌上街头，踌躇满志地自封为“革命派”、“最革命派”，通宵达旦地狂欢，敲锣打鼓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苦难和罪恶。口号震天的喧嚣，彩旗如潮地热闹，迷失了人的理智。一层红色的泡沫，掩盖着黑色的浊流到处泛滥。就在这一天的最后一分钟，南京东郊体育学院的院长室里，一位霜盖两鬓的老人，坐在沙发里，沉稳地举起手枪对准自己……
枪响了。他微微移动了一下，端端正正地坐好。
枪声何其尖利，似刀子戳着老同志们的心；枪声何其微弱，它很快就堙没在“夺权”、“反逆流”的叫嚣声中。谁能想象得到，这枪声蕴藏着何等丰富深刻的意义？它将在十多年后激起何等巨大的反响？
那年的1月底，我被“勒令”回到南京，不久就被“军管”了。造反派们开始一件一件数落我的“罪行”。忽然，他们命令我交待王范的问题。我说：“王范是好人。”“惠浴宇包庇大叛徒王范罪该万死！”批判骤然升温，斗争也连续加场，我又多了一条“罪名”。那时几乎所有各单位的正职干部都在打倒之列，他们何以对一个体委主任格外重视？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犯“包庇罪”。虱多不痒。斗吧，一斗二斗，我说：“王范是好人。”三斗四斗，我说：“王范是好人！”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王范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红十四军暴动；担任过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组织过上海巡捕反日大示威；他曾在延安多年从事党中央负责同志的安全保卫工作；他曾在赤峰一带领导破获庞大的反革命网，歼敌特武装两个旅；他还曾执行过护送毛泽东同志进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光荣使命……不错，他是坐过牢，他出狱时王鹤寿、李克农同志给他做的结论是：“坚定、精干”，“表现坚决”。怎么成了大叛徒？对着我高喊打倒的娃娃们的母亲还没出嫁时，他王范早就是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了，他如果不是好人，天下还有好人吗？
造反派们开始启发我：“王范已经死了，你何苦陪他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我的心格登一下：王范死了？怎么死的？陶铸同志曾经夸他是一条“壮汉莽汉”。他虽然年逾花甲，但并无老态，也没听说他生过什么大病，说话走路却劲劲钢钢的，颇有龙马精神海鹤姿的气派。他还会几手拳脚功夫，当年他就是靠武艺混进巡捕房的。依他的身体，几十场斗还是挺得住的，怎么会死呢？
忽然我转起了一个恐怖的念头：一个多月前，我还在上海养病，他来看我，说起社会上发生武斗的情况。他骂了陈伯达，骂了江青、张春桥，骂来骂去不解气。我当时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只知道外面乱，也不知道乱到什么程度，只能说些空话，劝他冷静一点。他大概不满意了，恨恨地说：“我活到六十三，够了，真想跟他们拚！”我问：“跟谁拚？”他说：“谁敢碰我就跟谁拚！”他似乎要证明他的决心。捋起衣襟来给我看他腰间的宽皮带：“别看他们张牙舞爪，他们还真不是我的对手，我的皮带飞起来，眨眼工夫就能揍死两个，一命换两命，值得！”我的身体本来就虚弱，又劝不了他，话越说越多，甚感吃力。被他这么一吼，我急得直喘，只能不住地对他摆手。他要告辞让我休息，我示意爱人拉住他。他这样的情绪，谁知道会闯什么祸；毫无疑义，共产党员要随时准备以生命维护党的尊严，也要维护个人的尊严，他和我都很看不起那些在党内生活的软骨虫。但是总不能象拚命三郎那样去单打独斗吧，更何况人家挖好了陷阱等着你往里跳呢！
我如此着急，还因为知道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不象有的人发牢骚时可以骂得昏天黑地，似乎他的责任就是发牢骚骂人，并不会去做一点实在的事；更不象有的人尽可以摆出一副准备慷慨就义的姿态，掉转屁股又和造反派眉来眼去投其怀抱。王范豪爽梗直，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媚骨，他敢说就敢做，决不会苟安偷生。象这样生死攸关的话，他不是随便说说的。士可杀而不可辱，他是把人格看得比性命更重要的，除非革命需要他忍辱负重。我和他曾是同狱难友。我从苏州解到南京一年多后，他也被抓到这里。我和他刚认识不久，彼此都还不太熟悉，他就对我说：“我可受不了这种气，我们要组织暴动，和反动派拚！”他自以为在小声说话，其实周围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看守也不过离我们几步远。我听了吓了一跳：在反动派的统治中心南京，在国民党的中央监狱里暴动，岂非异想天开！我们入狱时党正处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我也曾大吵大闹过一番，慢慢地悟出了拚命并不是好办法。看到他几乎毫无顾忌地四处鼓动暴动，心想他真是一条粗汉啊！后来他在狱中党的负责人刘宁一等同志的帮助下，克服了盲动情绪，做了役工。他又要挑粪桶种菜，又要挑饭桶送饭。吃苦挨累且不说，还时时充满了危险。看守就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他给难友们暗中调剂日用品，给病号偷红烧肉，为各监房互通消息传递情报。在严密的监视下，他竟做得点水不漏，几年来没有出过什么事。我清楚地记得，西安事变的消息就是他告诉我的。是他，使我们在铁窗长夜之中看到了曙光。
王范看见我急得透不过气来，连忙说：“你放心，我的命还不至于这么不值钱，我不能象造反娃娃那么蠢，他们学坏了，但还不够死罪。”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他的眼神流露出痛苦和愤懑，同时也是严肃的、真诚的。我放心了，挥挥手向他告别。难道他这番话只是为了安慰一个病人？“一命换两命……”我不敢想象那种血淋淋的惨剧……我对造反派说：“不管活还是死，王范总归是好人，死，也是你们逼的。”
或许是造反派看我实在是冥顽不灵，实在是个花岗岩脑袋，只得向我泄漏了天机：“王范写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党中央的信，畏罪开枪自杀了，你还敢包庇他？”
我沉默了。不知从何时起，政治生活中多了一条“恶毒攻击”的罪名。这是罪中之王，无论是说一句实话或读错一个字，都可能戴上“恶攻”的帽子而罹难。“文革”中，这个罪名被广泛地应用，压制民主，镇压人民，栽赃构陷，请君入瓮，简直成了野心家们的新式武器。王范从来不“恶”，也从来不“毒”，我也根本不相信他好端端的会去“攻击”什么人。“文革”刚开始，江苏揪了个小“三家村”，各系统的负责人都集中在一起听“村长”的罪行。那时还不太兴搞株连那一套，“村长夫人”还得以与会。她往会场上一坐，周围的人都忙不及地走了个净光，竟空出了一二十个座位。王范和另一个女同志，堂而皇之地走去坐在她身边，并不时低声安慰她，引得一些人侧目而视，他王范却坦然自若。这只是一件小事，但也可以看出他的凛然正气、古道热肠，有的人就是在这样的小事上出丑现形的。
对大事，王范就更不肯马虎含糊了。他只知道忠于职守，说实话，办实事，不懂得左顾右盼，左右逢源。他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时，针对一次运动的扩大化倾向，在大会上明确指出：“你们不能象猫儿爪子就知道抓人。捕错了一个，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要连累全家。”他主持制定了几十条纠正扩大化倾向的措施，急令下属单位执行。结果，他被斥责为“严重右倾”，“下放”到一个公社去做党委副书记。公社书记才二十多岁，他们合作得很好。到了大炼钢铁时，他又一蹦多高，到处反映呼吁：叫农业公社去炼铁是错误的，指标根本完不成，必将造成严重的损失浪费……幸好大炼钢铁摊子收得快，否则，说不定还得把他再“下放”去做大队副支书呢。这次，只是把他调到江苏来任省体委主任，就算完事了。在说假话被誉为“紧跟高举”的年代，敢说真话的便都有了“恶攻”的嫌疑。王范这样的人，曾在血与火中为争取和保卫人民的利益出生入死，曾以专政的铁腕镇压过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对于敌人的卑鄙残忍，对于敌人的活动规律，他有很强的警惕性和很深的了解。长期的对敌斗争锻炼了他的应变能力，对突发的反党反人民的阴谋活动，他必然见义勇为，理直气壮地迅速反击。那种假中央名义发表的“贺电”之类的东西，可以欺骗一些人，可以吓唬一些人，却骗不了也吓不倒王范。他采取反击行动是理所当然的。
说王范“畏罪自杀”，我不信。无罪有功之人，畏从何来？但他究竟为什么要死呢？我猜来想去无法揣测。依他宁为玉碎、宁折不弯的钢性，是否一时冲动做了什么蠢事？或者仅仅是不甘忍受精神屈辱和肉体痛苦？……渐渐地自杀的人多了，我便也渐渐地麻木了。偶一念及他，哀痛之余，还会有一点淡淡的惋惜：活得很艰难时，选择死并不能证明自己的勇气。生，要生得有价值；死，也要死得有价值。这价值便是：为人民！日子长了，关于王范的事，传说很多，但需要认真动脑筋想一想的事越来越多，也就无暇去细想他了。
直到1978年，我负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他的遗书绝笔放到了我的面前。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读着读着，周身的热血奔涌向上，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从桌边抬了起来，我绕着房间踱了几十圈，总是难以平静。他的绝笔有三封，都很短：
“望你带了孩子长大成人，誓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彻底干净消灭救中国，我力尽致死为党尽忠。”（给爱人李仲培）
“我的斗争失败了，希你们继续努力。”（给体委全体同志）
“跟党走了四十一年没有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真正做到无亏于人民、无亏于党。现在通行着一条极端错误的路线，被坏人利用，我尽到最后的努力，洒尽我最后的热血为党尽忠。”（给党中央领导人）
言简意赅，句短心长。人人都说王范是条粗汉，他的绝笔却象不灭的火炬，闪现着真理的光辉。有的心肝肚肠九曲十八弯的人，反而精明过了头，干出了卖身投靠的勾当。可见得能否掌握真理，并不在于性格的粗和细，这里需要的是党性和良心。
我不禁为自己对王范的死做过种种不准确的揣测而汗颜，当五壮士从狼牙山的峭壁上纵身一跃时，谁能够责怪他们的轻生呢？
正是党内外一大批如王范这样杀身取义的志士仁人，以他们的生命，为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和成熟，做了养料和催化剂。
民心所向，历史必然。今天，人们可以痛快淋漓地大讲彻底否定“文革”了。我们怎能忘记，在1967年1月王范就用枪声否定了他所见到的“文革”！
这是何等的大智大勇啊！
千秋忠义，壮哉王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