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彭总身边保健的日子里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在彭总身边保健的日子里
张愈
1955年9月的一天，中央保健委员会负责人傅连暲同志找我谈话，通知我给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当保健医生。我一听，顿时心里就象敲小鼓似地咚咚跳起来。我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毛娃娃，去给威震中外的前志愿军司令员彭老总当保健医生，能行吗？但考虑到这是组织分配的工作，也不能推辞。傅连暲同志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彭总的健康情况。他说：彭总没有什么大病，但长期紧张艰苦的战争生活，还是给他留下了一些慢性病。比如：失眠、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神经性皮炎、肠功能紊乱、低血压等等。他一再叮嘱我说：“保健工作很艰巨、很重要，希望你一定要干好，保证好我们彭老总的身体健康。”
下午，我随傅连暲同志和彭总的老保健医生张福静同志一起乘车，前往中南海彭德怀同志的住处。当我们来到彭德怀同志的办公室时，首先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满墙的军事地图。彭德怀同志正在办公桌前，戴着老花镜，聚精会神地阅读文件。在这之前，我曾听人说过彭老总很厉害，搞不好会骂人。因此，我心里很紧张，很害怕，站在傅连暲同志身后，大气不敢出。彭老总见我们进来，立即取下眼镜站了起来。他那严肃的神态和标准的军人姿态，使我肃然起敬。他和我们一一握手。傅连暲同志把我介绍给彭总。这时我的心好象提到了嗓子眼，我生怕彭老总嫌我年青不满意。只见彭总略微打量了我一下，然后亲切地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哪个学校毕业的？多大年龄？我一见彭总那亲切面容和那和蔼的态度，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我知道不能多耽误首长时间，就用最简单的话，回答了彭总的询问。最后，彭总对我说：“我没有什么大病，有事我就叫你，没事你就不一定来了。”
后来，同志们告诉我，彭总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即使是身边工作人员，也不轻易麻烦。从此，我就留在了彭总的身边。
凡是熟悉彭总的人都知道，彭总严厉，主要是对一些领导干部。官越大，他越不客气；对我们这些下级，他一般是不发火的。那时中央保健局规定，保健医生每天都要看首长，了解首长的身体情况，但不是靠问，而是靠观查首长的饮食起居、精神状况等。每天，我到彭总身边，他不论多忙，总忘不了说一句：“你来了。”然后又去忙他的工作。
彭总在战争年代，由于长期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造成的失眠症很顽固，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而且常靠安眠药入睡。我就注意观察他有没有眼睑“卧蚕”（即眼睑下水肿）。一有“卧蚕”，我就知道他又没有睡好觉。于是，我就告诉警卫参谋景希珍同志，要注意督促彭总休息。
彭总一不爱看戏，二不爱看电影，而习惯于长时间地工作。看到彭总这样繁忙劳累，又不注意休息，我们很着急。所以每当看他坐的时间长了，我和小景就拉他出来活动活动，打打拳。所谓“打拳”，实际上就是伸伸胳膊，踢踢腿。
彭总貌似粗人，但心很细。记得我到彭总身边不久，就随彭总乘飞机南下，视察鹰厦铁路工程。乘的是苏联伊尔—14飞机，噪音比较大，起飞降落时，人的不适感很明显。我是第一次乘飞机，心中不免有些紧张。彭总看出来了，就对我说：“你把嘴张开，用两手堵住耳朵，这样就好得多。”我按着彭总的话做，果然好多了。
彭总的严厉，世人皆知。但他对士兵的慈爱，也是大家所公认的。一次，我随同彭总去海南岛榆林视察。彭总看到战士们战备训练搞得很好，很满意。吃饭的时候，彭总很高兴，吃得很多，还夸奖炊事员菜烧得好。可是，第二天，彭总突然不肯吃菜了。原来，彭总知道了当时部队蔬菜和水都奇缺，战士们常常几天吃不上一顿菜，有时喝水都困难。他的眉头蹙成了一个大疙瘩，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叫人马上把军长找来。军长来了，他当着众人的面，立即大骂起来：“把八千名士兵交给你，是要守住我们祖国南大门。士兵没有菜吃，没有水喝，身体垮了，怎么守。老百姓把子弟交给我们，让我们这样带啊？有什么困难不能想办法克服，你们还坐得住？”
为此，彭总专门召开了一次会，研究解决部队的吃水、吃菜问题。那几天，不管部队领导怎么劝说，彭总就是不肯吃菜。他说：“战士们没菜吃，我怎么吃得下啊。”
彭总信服中医，有病，总爱请中医看。当时，北京有个姓孙的老中医，用扎梅花针治疗神经衰弱。彭总就请孙老扎梅花针。几天以后，彭总对我说：“小张，你跟孙老学学，以后你就给我扎。不要老麻烦人家了。”我是学西医的，不大相信中医，就说：“这东西能行吗？”彭总立即很认真地说：“中医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医学，我们老祖宗的医学不能丢啊！”打那以后，我也学着用梅花针给彭老总治疗了。
除了梅花针外，彭总也喜欢用针灸治疗。有时工作晚了，他为了不麻烦我，就让他的夫人蒲安修同志或护士用艾条给他灸烤。
彭总虽然喜爱中医，但却从来不用那些名贵的补药。他常说：“用这些补药干什么？我身体好，不需要，浪费。”其实，他是怕国家多花钱。
五十年代的保健工作很严，保健医生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开的处方，都要经过傅连暲同志亲自过目签字，才能给首长用药。有一次，彭总晚上感冒了，我给他开了点治感冒的药，要去找傅连暲部长签字。彭总怕影响傅连暲同志休息，就对我说：“你不用让他批了，给我吃就是了。”“我不敢，明天傅部长知道要批评我的。”“他批评，就让他批评我好了，你们傅部长就是框框多，不要听他的，听我的。”
我当时考虑吃几片感冒药问题也不大，就给彭老总服了。
第二天，傅连暲同志知道了，把我找去，好批了一通，说我无组织无纪律。
我怀着满腹委屈，找到彭老总诉苦：“我说要挨批，你说听你的，我可倒了霉。”
“不要紧，不关你的事，我去跟他说。”
我知道这两个老战友，完全是出自互相关心才这样做的。
彭总每年深入部队、深入基层做调查研究工作。我每次随同彭总出差，按保健局规定还要兼做食品检验工作。彭总的所有饭菜，饭前、饭后都要留样检验。这些工作完全都是背着彭总进行的，他知道了不会同意。有一次，在一个单位，厨房地方很小。我不得已，在院子里摆了一张桌子，用带来的器皿进行食品检验。我正在专心致志地工作，彭老总散步碰上了，他一见坛坛罐罐摆了一桌子，就问我在干什么？我只好如实说了。他听了后立即说：“又是傅连暲叫你干的，这个傅连暲尽是些鬼名堂。”他叫我不要检验了，对我说：“他不相信群众，只相信自己。要相信群众嘛！”
我听彭老总骂傅连暲同志的时候最多，可他对傅连暲同志，也最关心。他几次和我谈到：傅连暲这个同志不简单，参加革命前是福建汀州医院院长。他参加革命时，正是革命最艰苦的时候。傅连暲抛弃了自己优越的地位、舒适的生活，关闭了自己的私人医院，带着大批医疗器材、药品，投奔了共产党。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整天为别人的身体操心，而他自己的身体却累垮了。后来，当彭总听我说，傅连暲同志患骨质增生，弯腰困难，卧车太小，上下车很不方便时，立即亲自批给了傅连暲同志一辆大的苏联吉姆车。
彭总出身苦，没读过多少书，对知识分子一向很尊重，很爱护。1955年，钱学森同志冲破重重障碍从美国回到祖国时，彭总听到消息很高兴。他不顾自己正住院治病，立即会见了钱学森教授，和他谈了很长时间。当时，陪同会见的有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同志。彭总就要他安排好钱学森同志的生活。彭总还多次向我讲，钱学森同志是个人才呀，是国家的宝贝！
有一次，我跟随彭总去视察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到了会场，我发现会议桌上摆满了糖果、烟。彭总一向最反对招待，我顿时有些紧张，担心彭总又要发脾气了，于是悄悄告诉工作人员，彭总不喜欢这个。这次参加会议的大都是有名望的专家教授。彭总说：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国宝”，今天要破这个例。
我为彭总做保健工作，业务上没有什么大事。彭总为了不使我的业务荒废，力主我去进修。他说：“你的知识学来不易，丢掉了可惜。我这里没有什么大事，你到医院去看病人吧。”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半天去首都医院查房看病人，半天在彭总身边做保健工作。
1959年庐山会议，我没有随彭总去，所以那里发生的一切，我当时都不知道。一天，保健局领导人找我谈话，说：“我们党内出了一件大事，就是你的病人，彭老总犯错误了……”我当时听了心中一沉，跟了彭老总这几年，我是深知彭总为人的，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坦率、耿直，肝胆照人，能犯什么错误呢？当时自己对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一下子也理解不了，纪律上也规定我们不能过问首长的事。因此，只能在内心里感到不安。那位领导人对我说，彭老总最近心情不好，要注意他的身体，药不能随便给了（指安眠药），每天给一次量。
我从保健局回到彭总的住处，看到彭总回来了，人瘦了，“卧蚕”非常明显，精神也不好。他坦率地对我说：“小张，我犯错误了。以后没有什么事了，你不用每天来了，谢谢你这几年对我的照顾。”
我说：“首长，我以后每天还来访视送药。”
“不用送了，把药留给有工作的同志吧。”
我心中一酸，赶紧走出了彭总的房间。以后，我依然每天去看望彭总，但药是按领导的规定给一次的量了。彭总似乎看出了什么，对我说：“小张！你放心，我不会自杀，也不会当反革命。”
后来，彭总主动要求搬出了中南海。搬家前，他把上级配发的所有家具、办公用品、衣物等统统上交了，只留下几件旧的黄军装，染成了黑色。以后就一直穿着这几件旧军装，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彭总搬到京郊吴家花园以后，领导上规定我每星期去那里巡诊一次。开始去的时候，我看他整天忙碌碌，在院子里开荒、种地，种小麦、菜，光着脚，淌着汗，不停地锄草、浇灌、上肥、捉虫。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种试验田，看看一亩地究竟能不能产万斤粮。开始，他很少和我们谈什么，以后时间长了，他的精神好一点，和我谈的话就多起来。“小张，你知道妇女病（子宫脱垂）是怎么引起的吗？”大多数妇女下水田劳动，营养差，休息不好，过重体力劳动造成的。“我到农村调查过，女人们很多有妇女病，男人们很多都浮肿。他们整天劳动还是吃不饱啊。”
“到处都在放卫星，亩产一万斤的，二万斤的，我不信。那么高产，怎么还吃不饱啊？”
“我花那么多力气，种了一分地，丰收了，才打九十多斤。亩产一万斤，怎么可能？”
有一次，他谈到有人逼他承认“军事俱乐部”时，非常生气地说：“什么军事俱乐部，我不懂，也根本没有。”
后来，我到彭总那里时看他常在读书。他说：“我没有学问，这几年不工作了，正好多读点书。”他还建议我读读《辩证法》、《平凡的真理》。他还对我说：“我不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学问大，中国革命胜利，多亏了毛主席……”以后，他又不停地写。据警卫参谋说，他是在给毛主席写信。
我到吴家花园，一般都是下午去。除了工作人员，一般人很少到那里。所以，我每次去，彭总都显得很高兴，还是那句老话“你来了”。然后，拿出糖果来招待我，和我一谈就是一个下午。我常在他那里吃了晚饭才回去。我知道彭老总在这里很寂寞，有个说话的人不容易，所以每次都听他把话讲完了才走。有时，彭老总要送我去公共汽车站。我不让他送，他执意要送，警卫人员就给他带上大口罩，围上一条长围巾，去送我。每当这个时候，我发现他心情是比较愉快的，一路上常给我介绍附近农村情况。
彭总去大西南时，我不在北京，没有给他送行。此后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直到1967年在海军大院的一次批斗会上，我才见到正在受批判的彭总。那天在批斗台上站了十几位挨批斗的老首长，都是将军以上的老干部。我站在台下人群中，看见彭总比过去老多了，也憔悴多了，心里一阵阵发痛。尽管这样，彭总依然腰板笔直，挺胸昂头。在那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的年月，我知道，彭总前面的路更难走了。等待着他的，也将是一场又一场更残酷的劫难。我在心里默默地呼唤，敬爱的彭总啊，请您多多保重身体，有机会，我还愿意为您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