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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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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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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邓小平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都处理得比较妥善。现在外国报刊都是讲我在里边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但主要的工作是别的同志做的。主意出了一点,但处理问题,繁重的事情,处理得有条不紊的是他们这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比如这次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两天反应很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这个文件很好。从实际情况看也是这样。不要宣扬我在这中间起的作用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因为这样的宣传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邓某人不在了,政策要变。现在国际上就担心这个问题嘛。还有人说,胡耀邦、赵紫阳在,也不会变。这个比较好。但耀邦同志已经六十九岁了,紫阳同志六十五岁了,都是快到七十岁的人了。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改变了,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所以人民不会赞成。我们说现在的政策行之有效,就是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农村首先见效,农村政策不会变,变了,八亿农民会反对,他们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降低。农村还有几千万人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也比过去好多了。中央已有部署帮助这些贫困地方发展起来。现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好起来了,国家可以腾出手来帮助这些少数地方。不仅是国家,还有那些好起来了的地方也可以帮助,问题不难解决。所以,我们从自己的实践看,不但我们这一代,包括耀邦、紫阳同志在内不能变,第三梯队、第四梯队、第五梯队都不可能变,变不了。最近时期,我总跟外宾谈变不了,我们现行政策的连续性是可靠的。不过,他们还不大相信。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做工作。它的好处就是:第一,可以多活几岁;第二,我少做工作,他们也做得很好,应该说,这些同志精力充沛,比我做得更好。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现在看来还得做点事。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今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十四个城市,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东西能接受?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方式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我跟外宾谈话时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这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可以延伸到国际问题。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地方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的地方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不只是“一国两制”一个方式,还有“共同开发”的方式。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两制”,“共同开发”。他们都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
解决香港问题,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粉碎“四人帮”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五年多的时间,我们的国家变化很大。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自豪,当然自豪同骄傲是两回事,骄傲不得,说大话也不行,毕竟我们还落后。但是,确实反映了我们很有希望,从解决香港问题里边反映出来。当然,解决香港问题,还是“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香港这个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用“一国两制”的方式,他们应该是能接受的。蒋经国提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现实吗?你那个“三民主义”在中国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搞成了什么样子?“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国人站起来的,是社会主义、共产党。“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最近一个外国人问我,台湾问题是不是同香港一样?我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内容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前几天我同另一位外宾也谈到台湾问题。我说,我们坚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放弃用非和平的方式统一台湾。
再讲讲国内经济建设问题吧。我开头就讲了,现在我们的中央是有秩序地很好地在进行工作。整个的形势很好,《决定》不是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巩固吗?确实是这样。想想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时期,有多少时间有这么好的政治局势?我在同外国人谈话时,讲了一句大胆的话:现在讲翻两番可以实现。这个话,我们过去是不敢讲的,只是讲翻两番可能实现,但是要花很大的力量。经过四年的时间,“六五”计划的主要生产指标三年完成,今年的计划也将超额完成。过去说,如果前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六点五,二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七点二,翻两番的任务就能够实现。看来我们前十年的势头可能超过百分之七点二,因为前三年差不多已经接近百分之八了。
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那时不按人口平均而按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因为到那时,如果我们有一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拿百分之一来搞国防,就是一百亿,如果拿百分之五,就是五百亿。一百亿美元,能够办很多事情,要改善一点装备容易得很。如果我们拿百分之一用于科学教育,就可以开办好多大学,消灭文盲这些事情就可以用更多的力量来办了。智力投资应该绝不止百分之一。现在我们是捉襟见肘,要增加一点教育经费、科研经费,困难得很。到本世纪末人民生活是小康水平,小康水平也比现在好得多。去年我到苏州,苏州地区的工农业年总产值已接近人均八百美元,如果按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大约人均四百美元。我了解了一下苏州的生活水平。在苏州,第一是人不往上海、北京跑,恐怕江苏大部分地方的人都不往外地跑,乐于当地的生活;第二,每个人平均二十多平方米的住房;第三,教育普及了,自己拿钱办教育;第四,人民不但吃穿问题解决了,用的问题,什么电视机,新的几大件也大都解决了;第五,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什么违法乱纪、犯罪行为大大减少。还有别的,我也记不清了。这几条就了不起呀!现在还要不断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真正到了那个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真正解决根本问题要翻两番。那时,当然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这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做工作就好做了。我们可以勇敢地说翻两番能够实现。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现在是说日益巩固。那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不同了,国家的力量真正是强大起来了。所以这二十年要埋头苦干,艰苦奋斗。从现在到二○○○年,还有十六年,好好地干,一心一意地干。
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不是说制度,是说生产、生活水平。这是可能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最近我同外国人谈话时,他们问,你们为什么说香港五十年不变,你们有什么想法?我说,有。
这个道理就是,本世纪末翻两番后,我们还有一个新的目标,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为什么我们想到一九九七年后还有五十年呢?为什么我们说引进外资、开放政策是长期的,按香港来说至少要六七十年,长期不变?因为我们要翻两番,而且翻两番之后还要达到一个新的目标,这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从一个角度就可以很简单地了解这个道理。现在我国的对外贸易额是四百多亿美元吧?这么一点进出口贸易额,关起门来能翻两番呀?你只从这个角度就可以了解,很简单。当然角度很多罗。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怎么办?统统在国内销?什么都要自己制造?还不是要从外面买进来一批,自己的卖出去一批?所以说,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外国人担心我们的开放政策会变,我说不会变。我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本世纪末这是一个阶段,还有第二个目标,要三十年到五十年达到,打慢一点,算五十年吧,五十年离不开开放政策。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我们建国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对外开放,只不过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没有什么发展。当然没有什么发展还有其他因素,有我们的错误。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些东西,但不难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到那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几千美元,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东西归国家所有,归公有。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断增长,这有什么坏处!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占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消极影响肯定会有,那是有办法的。这次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解放思想,我们老同志有这个任务。这次的好处是,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个委员会的同志都赞成这个文件,看到了现在发布这个纲领性文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个好的文件。
《决定》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说具体点,现在有些五十多岁的同志很不错,但五十几岁的人再过十年就六十几岁了。现在要大胆地起用中青年干部,特别是陈云同志讲要选拔三四十岁的年轻人,这个意见很好。这些年轻人选拔上来以后,可以干得久一些。现在经验不够,过两年经验就够了;现在不称职,过两年就称职了。他们脑筋比较活。整党明年就要接触到基层,到各单位各企业,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成功不成功就看我们能够不能够发现一批年轻人。因为到了本世纪末,现在三十岁的,那时是四十几;现在四十岁的,那时也才五十几。至于下一个目标,有些人到那时也老了。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要多顾多问。这方面可要解放思想呀,不解放思想不行啦!要说服老一点的同志把位子腾出来,要不然年轻干部没有位子呀。整个形势是安定团结的,要说疙瘩比较多的,是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得不够好的,也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其他方面出这个那个问题不要紧,但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要出大问题,要犯大错误。要一些中老年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个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是希望带头退休。前年我就讲了这个问题,顾问委员会是过渡形式,归根到底是建立退休制度。因为位子就那么多,还要精兵简政,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这一点,也要学发达国家。有些第三世界国家解决得也比较好。最近我听人讲,好多国家大部分部长是三十几岁。也有岁数大一些的,但比较少。总理岁数可能比较大,一般也是五十多岁。我们刚进城的时候是年轻的。我在全国解放时就是四十五岁,好多同志比我还年轻一些。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二十三岁,也是大官啦。啥也不懂,也可以呀!总之,选拔年轻干部是我们顾问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责任。
*邓小平同志这篇讲话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在收入该书时有的段落有删节。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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